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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發表於 2012-4-13 13:28

一名經人 | By 羅家聰

信報財經新聞
B17  |   專家之言  |   一名經人  |   By 羅家聰         2012-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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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因循守舊經濟怎上層樓        

上星期探討過,人口乃長遠經濟增長的其一重要因素,不過所指的只是人口數量,而非質素。人口質素是不容易量化的。固然,經濟學上可簡單地將產出除以工作時數,得生產力(productivity, y/n)。產出反映質和量(quality and quantity,兩個概念大不同,故不宜亂用「質量」一詞),撇除人口量的因素(n),餘下的「質」自然可稱作生產力─這比率是自明的。

不過,這樣除出來的「餘項」來反映質素,與growth accounting 中將迴歸餘項當作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無異,我們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

要了解「所以然」,就要知道「質素」的箇中細節。產出的質素尚且不容易定義,要定義投入因素的質素同樣困難,因為經濟數據多是客觀觀察到的量。幸而學界發現,人的生產質素與其教育程度大概成正比,於是一個質性變數轉化為量性變數,可供研究。

至於這個發現,一般不難證實;譬如做簡單growth accounting練習,將產出增長(△y/y)對資本(△ k/k) 、人口╱ 工時(△n/n)及以教育類別數據化作人力資本(△h/h)迴歸,檢測三者系數的統計顯著性便知這三因素是否必要。學界發現,一般三者都屬必要。

暫且撇開人力資本這個「質」怎與教育程度這個「量」掛鈎,今文先看本港多年來這量的發展。本港人口的教育程度,從《統計年刊》可找到自1989 年起的年度數據,從《人口普查》則得五年一度數字。

第三產業自97起停滯半世紀前,15 歲以上的港人有近四成的教育程度僅幼稚園或以下,迹近文盲,半世紀後已跌至近半成【圖1】。如計小學或以下程度,則半世紀間由八成幾降至兩成幾。反而專上、學位的人口比例,則由近零升至逾18% ;至於仍佔絕大多數的中學學歷人口比例,則自1986 年起已穩定下來於五成正負3%。

若說1960 至80 年代是普及教育年代,那末1990、2000 年代則是高等教育年代。看看身邊的人,1980年代及以前出身的(即現在四、五十歲以上),不多人考上大學,但近廿年出身的則多具專上或更高學歷。將【圖1】的數據作些運算,計計中學對非中學、專上對非專上,以及學位對非學位人口比例,可見中學人口開始急升是1970 年代初事,同期學位也增,因中大於1963 年成立【圖2】。及至1991 年科大成立,以及1994 年另外四所學府升格為大學,1990 年代是另一次學位對非學位人口比例升勢加快的轉捩點。

這個發展與本港經濟有否直接關係?直觀而言是不大的。記得過去幾周所提到的,實質人均增長結構性下移是1980 年代中後期事,同一時間,GDP 構成轉為消費主導;第三產業自1997 年起停滯不前,而產業升級大概於2000 至07 年間完成……但那些年,人口教育程度並無異樣,更不見結構轉變。唯一可能有關,是1960 年代初教育普及,同期始見第一產業升級至第二產業。然而1960 年前數據不多,故兩者關係難以證實。何況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整體教育與整體經濟,就算關係顯著亦有時差,未必即見。

整體教育以至高等教育的普及,雖未必看到端倪,但「頂尖教育」則或找到頭緒。在1993 年前的統計,可找到每年碩士及博士畢業的人數;惜之後則只將研究院劃分為修課式及研究式(寫論文)【圖3】。將學士學位後更上層樓視作頂尖教育,以對數看,1960 年代初確見轉勢加快,與經濟開始起飛時間上吻合;但每年畢業人數僅約10 人,這個推論固有問題。然則不計1994 年大學增至七間之「一次性因素」,卻發現自2000 年起,寫論文(M.Phil/Ph.D.)的研究院畢業生增長放慢,同期產業也沒進一步升級。

產業停滯因素甚多固然,產業停滯有很多因素,不能單見寫論文的人少了便推論到些什麼。只不過,在講求知識型經濟、創新科研的千禧年代,從事尖端研究者,理論上應大有發為之處,不單個人,其對整個經濟應具帶頭作用。反而修課式(多為taught master) 「研究生」,多是上課然後考試,不是真做研究,課程內容為遷就在職人士,往往比學士程度更低;在學校為賺錢、學生買學位下,這些碩士以至博士課程(尤其商學院開的)已經變質,流於只重social、practical 而去理論化,充其量讓學生多個銜頭,以便求職轉工加人工。

香港太小,或許不容易做到產業均勻(即麻雀雖小,但一、二、三級產業俱全)。又或許因其歷史性的天時、地利、人和因素,香港一路食開那條水,就是金融、地產。這種產業嚴重失衡且還要偏重快錢,令人無甚誘因從事「真正需時」的投資──科研。愈無這種土壤,便愈要靠快錢,這種惡性循環,不知不覺已根深柢固,奉為行之有效。這種僵化令港人愈來愈無誘因改變現狀,結果跟一些已具規模的大公司僵化制度一樣,有的所謂「靈活變通」只限於「快錢框架」,結果逐漸喪失盈利能力,被後來者追上。

如果真有第四產業,應不離知識型(knowledge based) 及科(science) 技(technology) 研(research) 發(development)。前者較闊,涵蓋各行各業,就以金融為例,從業員要「多才多藝」,不只為客落盤「做刁」,而是要清楚一切提供方案。至於後兩者研、發,則不限科學家,而是因應天、地、人做出tailor -made 之作。以往香港成功其實一味靠抄──把西方的抄回港,把香港的抄上北。

不過隨着大國也崛起,這支歌再難唱得響了。所以當真做研究的研究生增幅如斯放慢,且還以大陸來港為主,真不禁不令人擔心。

隨着修課式碩士課程愈開愈濫,【圖3】所見,自2005 年起的畢業人數已顯著回落,迄今跌勢未改。這亦反映於GDP 的私人消費開支(PCE)中的教育開支佔比,數字自2003 年於2.6%見頂後直線向下【圖4,藍線】。

若以實質價格計算,港人(不是港府)於教育開支的增長曾見兩個高峯:一在1970 年代教育開始普及時,另一則在1990 年代大學開始普及時。修課式碩士雖在近十餘年普及化,但並無推高教育開支的實質增長。這些數據清楚顯示,縱自2003 年好景過幾年,但港人已不願進一步花更多於教育上。

港人如是,那港府呢?即有過之,而無不及。戰後至今,我們可得三個開支數據:港府開支,當中的教育開支,再當中的高等(中學以上)教育開支。這可計出三個比例,但圖所示,無論是教育佔港府開支、高等教育佔整體教育、或高等教育佔港府開支計,1997 都是高峯見頂轉角之年【圖5】(1967年起只計經營╱經常部分)。縱然幾十年來,教育開支佔比尚算穩定,但花在高等的比例顯然在1960年代初結構性加快,但1997 年起結構性轉升為跌。無獨有偶,這正是本港經濟開始起飛及開始停滯的兩個年份。

高等教育開支佔比急跌須知就算不計九年免費教育,之後的高中及大學教育,政府資助不小。因是之故,教育質、量一概由政府決定;固然,學生無心向學,政府強迫不來,但若政府不支持,則有心向學也或無能為力。【圖5】所見,三個比例中以高等佔整體教育的比例跌勢最急,由此可見,港府不是不花,只是愈花愈少於大學身上;學士尚且如是,遑論研究院了。

此外還有另一問題。不難發現,十年前大陸學生「佔領」了本地學府的研究課程,近幾年更「滲透」至學士層面。對於某些教授而言,很高興的,因為好教,又有錢賺。平情而論,如果這批畢業生「留港建港」,為過去多年生育減少填補人口,無可厚非。然則野心之士或愛浸鹹水,心歸之士則建設祖國,一眾院校錢就賺了,為人作嫁衣裳。

反而在港的達官貴人,或因擁有資訊不對稱的優勢,對本港教育制度卻信心盡失,無不將公子、千金重金送到國外名牌學府。在這自我選擇(self selection)機制之下,留港學生大多不是貧窮便是平庸,縱然偶見陳易希與沈詩鈞等,亦不及西方比例之多。來港的大陸學生不一定留低,離港的香港學生不一定回流,這,其實是個很大變數。

學生學成後的去流,其實倒與制度本身相輔相成。假使本港是有知識、科研土壤,從事研究的自會留低。這班留港尖端分子可帶領本港產業進一步提升,整體經濟好了,自然能吸引更多「好人」來港。

投資移民根本捉錯用神,頂多只能吸引人來炒貴資產後獲利走人。反而一眾未必很富有但醉心知識、科研之士,才是應留住的最寶貴人才。交通銀行香港分行市

場部

羅家聰


信報財經新聞
B15  |   專家之言  |   一名經人  |   By 羅家聰         2012-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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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增長靠研發可惜規模很有限        

過去幾周探討本港增長前景,由定義增長的GDP 細項微觀,講到如何以既定投入(inputs,x)來提升產出(output,y = f (x))。從生產函數所見,方法有二:一是提升投入轉化產出的效能,即f (.),一般從科(science)技(techno logy)入手;二是提升投入本身的質素。如將投入劃分為生物(勞力)及死物(資本),而後者不易提升質素的話,那可以做的就是提升勞力,一般相信教育是重要手法之一;而受過頂尖教育的研究員,反過來又可提升科技(即x 的素質可提昇f(.))。故由教育到頂尖科研,都是重要因素。

上周看過本港教育的各方面,今文進一步縮窄範圍,探討較頂尖的研(research)發(development)。

研發的最終成果是體現於為企業帶來盈利、進而對經濟帶來貢獻,一般會申請專利。是故專利多寡,多少反映研發對經濟的貢獻。1992至2005╱06年間,本港申請及獲批專利的數目趨勢上升,但自2005╱06 年起卻有停滯不前之象【圖1】。究竟這停滯不前是因研發質素下降還是數量減少?前者難知,但後者則有量化數據。

過去十餘年來,本港用於自然科學及工程(不計文、社、商)的科研開支一直不逾GDP 的1%【圖2】。開支多寡一直由工商界主導;學界政府的一直穩定變化不大,但政府部分奇少。如圖所見,2006年至今的開支佔GDP 不升反跌,與專利數字吻合。數字偏低加上近幾年來停滯,相信與近年經濟增長從谷底反彈乏力(不逾4%)有關。

錢已花得少了,人呢?觀圖所見,情況相去不遠【圖3】。以研發人員佔勞動人口(就業加失業人口,無求職或15 歲以下不計)計,儘管學界的研發人員仍佔大多數,但研發人員總數的上落卻較受工商界影響。

2006 年前,數字是上升的,但之後卻停滯,尤以工商界較顯著。撇除技術員、打雜人員等的真正做研究的研究員,走勢亦相類似。固然,研究員(虛線)佔所有研發人員(實線)的比例,在學界較高,商界則稍低。

工商界減研發人手

工商界自2006 年起沒有增加研發開支及人手,金融海嘯或是一因,但也解釋不到2006、07 這兩年。幸而港府於近三、四年在這方面有些深入調查,不妨由此找找頭緒。按行業劃分,最似會進行研發的金融保險地產商業,三年來有研發的機構還不足2%;只有新興的資訊通訊,因業務本質須先進科技,才見約一成的機構進行研發【圖4】。至於對GDP 貢獻頗大, 屬服務業的內外貿易(retail trade a nd external trade)飲食酒店,研發興趣顯然不大。

反而第二產業製造業,近年或因轉型需要,研發機構顯著增加。

金融業研發「縮皮」在這少數有研發的機構當中,平均每家機構用於研發開支,也是通訊資訊業最多,每年花約兩球港紙;其次為金融保險地產商業,平均每家花一至兩球,其餘行業則更少【圖5】。比較【圖4】、【圖5】可見另一現象:製造業內有研發的機構數目近年雖見增加,但每家平均所花的卻逐年減少。研發主要是「人的活動」,故花費很可能都在人事上。

在這每家每年平均花一、兩球中,人員多則四、五、六位,少則一、二、三人【圖6】。對於頂尖的研究員而言,一、兩球年薪是起碼的,還未計其他人員及配套。由此推斷,本港所進行的研發活動,普遍而言並不頂尖,縱有頂尖,拉上補下間亦限於極少數。

有進一步數據證實這個推敲的。在有研發的機構當中,進行基礎( 很可能是頂尖) 研究的,2008 年還以金融等行業最多,近年則各行各業均「全線縮皮」,以2010 年計,平均每家花在基礎研究的僅一至四萬【圖7】。你道這「一個月人工都未夠」的金額,可做什麼?幸而用於應用研究上的,稍為多些,金融及資訊等較多的行業,有數十萬,而其他行業也有十至卅萬【圖8】。然而有條件搞研究的不似是中小企,多屬財雄勢大,盈利動輒以億計;花在基礎及應用研究上僅幾十萬者,概以千分之幾計,甚至更小。

將研發的劃分再向應用方面推進,下一層便是產品發展開支。

類似上述現象復見:海嘯過後,金融等行業的產品開發銳減,概與衍生產品被打沉有關;資訊通訊亦見縮皮【圖9】。概觀而言,企業較願意花錢在產品開發多於應用研究,前者開支約近百萬,後者則幾十萬,基礎研究則僅幾萬。由此反映,港企的即食文化猶如對數(logarithm)比例般變化:愈是應用、即用,所花的投資可以十倍計地增加。固然,愈是「不實用」的研究,其回本期也可以對數如一個月、一年、十年般增加,不過其最終帶來的回報,或會大於對數比例。這正是所謂的「突破」,工業革命、TMT 等就是例子。吃頭啖的,回報固然不只十倍、百倍;就算頭幾啖的,回報率也可觀。惜一般港企不冒這些險。

程序開發興趣不大除了上述三類開支,還有一類是程序開發,這無關理論、應用或產品,而是流程。平均每年每家而言,近年開支都在十餘廿萬上下,僅金融等行業在2008 年有較高開支【圖10】。雖然程序開發也是偏向應用層面,但是企業似乎不太熱中於這方面的開發。

今文用上僅有的十餘年數據,見到港府在研發開支上是極少的;學界與工商界的,不相上下,但總數多寡還由後者主導。綜觀而言, 無論開支還是用人數字, 自2005╱06 年起均見停滯。至於各行各業當中,僅服務業當中的資訊通訊行業較願花資源於研發,金融行業近年已見「縮皮」。

在研發層次的開支上,基礎研究僅為應用研究的「零頭」,而應用研究又是產品開發的「零頭」,但所指的亦僅分別是平均每年每家企業花幾萬、幾十萬、幾百萬港元之數,這在大企來說,實是九牛一毛,甚或是九十九牛一條毛。

下周將進一步收窄研發的範圍,看看當中具技術創新的活動,在近年的發展。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市場部

羅家聰

信報財經新聞
B19  |   專家之言  |   一名經人  |   By 羅家聰         2012-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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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不能靠舊企窒礙新血是大忌        

在即食文化下,本港從事研發的人本已不多,而當中搞高等研發的更是鳳毛麟角。等級高低無定義的,不過一般相信,學術(Academic)的比應用(Appl ication)的高,其中學科比術科高, 例如科學(Science) 比技術(Technology ) 高, 理論(Theoretical)比實證(Empirical)高……愈高愈抽象,但廣義性亦愈強、通用性亦愈高,順理成章,回本期亦愈長,但預期回報及長尾效應均大。

可見對等不到回本期的短視之士,HighTech自然「揩嘢」,因High Risk需要長期分散投資才能化解。

惜做頂尖研究,不包有成果。

環顧全球首富,一如蓋茨搞創新,縱如金融界的畢非德及索羅斯,也非抄抄襲襲、炒炒作作之輩(索羅斯雖是「炒家」,但其所為豈止簡單「炒作」)。過分集中在金融和地產等資產行業,令人習慣在一段時間內(甚至是很長時間內)易搵快錢,疏於創新。本港號稱國金中心,但創新的金融產品卻源於海外,創新的交易模式也未普及於本地;本港以地產為支柱,但周遭的樓房建築(乃至遊樂設施)愈趨千篇一律,創意近乎零。

這反映縱是我們一直引以為傲、賴以維生的行業,也在不願變革下食老本、夕陽化。

創意(Creativity)創新(Innovation),一如上述,也分層次。港人其實有創意的,但多限於低層次的「靈活變通」, 「修修改改」以將人、物轉化來適應環境。大家知道,修補不等於創造,補煲補鑊,總不及生產設計利潤豐厚。雖然節奏快本是香港的特色,但一味快只有修補式,而無真正的創意、創新。我們的一味鬥快或已邊際遞減到負數,或許是時候從另些具邊際效應方面發展。高等,甚至頂尖的創新,似乎是唯一出路。

從港府的數據,也可窺探本港研發的層次。第一個數據是有從事研發的企業中,研究員佔全職研發人員比例多寡。過去三年,比例在七、八成,各行各業相若【圖1】。也好,在一支四人研究隊中,平均有三個是真做研究。不過,若連學歷看,則沒這般樂觀。

高學歷研究員不多同樣是過去三年,有研發的企業當中,具博士或以上學歷的研究員平均僅半至一成【圖2】。或許金融等行業近年裁了很多PhD 出來讓本地機構「執平貨」,但除此之外,其他行業具博士或以上學歷的研究員比例更小,其中以資訊通訊這高技術行業尤甚。

不是歧視無博士銜者,但在高等以至頂尖研究領域,實難相信本科或修課式碩士生能勝任;只要看看目前的本科或那些所謂碩士的課程內容自有體會。反觀外國,即使從政博士也很普遍:奧巴馬是法學博士,整個聯儲局是教授,默克爾是化學博士。

本港的管治班底素來學歷不高:行政長官雖曾在海外「鍍金」,但入政府前實為預科;旗下的三司十幾局長具博士或碩士都不多;連金管局總裁也無。學歷不高多會忌才,信經驗而不信學歷,實難搞好研發。試問幾十歲人誰無經驗?經驗愈多,愈墨守成規。

若認為學歷不是一切而以成敗論英雄,那倒好應看看本港的研究成果。上周看過,研發活動自2005/06 年間起停滯不前,原來研究成果數目,早於1999/2000年已見停滯【圖3】。研究成果最多的是文社商科,不過實話實說,這三科目不外是「吹吹水矣」,真正賺錢的還在較少的生物醫學及工程學;而最具創新內涵的自然科學非但數目最少,且不如其他學科般,連些微升勢都無。昔日曾流行「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中學化學老師戲言: 「走遍天下?咪企喺道教書!」此說在外國行,偏偏在香港不行。

工商界看法現實

不行原因就是治港人物本非這類人,遂而忌才;工商界只為政府馬首是瞻而已。事實上確如此:自2001 年有數據紀錄以來,本港技術創新活動僅為非技術創新的一成【圖4,比較左右軸比例即見】; 進行非技術創新活動的企業比例自2006 年起才回落,但有技術創新的卻早自2003 年起便呈跌勢,且以2008、09年這兩年跌勢加劇。由此推敲,工商界普遍現實得很,認為「創新」可有可無,一浪海嘯便縮得就縮。可見這種眼光,並非以有危反而有機看待,不伺衝擊這良機轉型升級,而是留在既有層次萎縮下去。

活動減了,開支也減。自2005/06 年起,縱未海嘯,工商機構在創新活動的開支,無論數字還是佔業務收益皆縮【圖5】;自此,用在技術創新的活動不足收益之0.2%!若按行業劃分,有進行技術創新活動的機構比例(相當於圖4)又如何?

如圖所示,都是集中在資訊通訊這行業,有一成幾至兩成幾的行內企業有此活動,但在其餘行業,則僅三幾個百分比的企業有技術創新活動,只以製造業稍多,其他不提也罷【圖6】。

同樣情況亦見諸開支。在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中,資訊通訊行業平均每家每年花30 萬、50 萬元(港元計),且見每況愈下【圖7】!至於其他行業,每家每年僅花5 萬元。一年花5 萬港元,你話可以幹什麼?然而,日前有本港學者指近年的「製造業的勞動生產力又再飆升,但目前尚難判斷其原因……」。於此,圖7 或許提供了部分答案。

最後看看在有技術創新的企業中,技術創新對其業務收益的平均貢獻【圖8】。如圖所示,大多數行業的技術創新收益佔整體業務收益不逾一成半,且近年有下降迹象。尤其在金融等行業,或許快錢太易賺,創新佔收益比例每況愈下至一、兩個百分點,創新誘因如斯低,難怪這些龍頭行業食老本了;只剩一些早已轉型成熟的第二產業,包括內外貿易酒店飲食及製造業,才稍有創新誘因。人窮則思變,難道不窮則不變?

除了上述統計,當局還於2010 年做問卷調查,問及企業沒有進行技術創新的原因。經濟因素方面,較多回答預期的經濟風險太高及創新成本太高;至於機構內部因素方面,較多答機構單位組織的管理層對變動的態度欠缺彈性;市場因素方面,則答顧客對創新產品或服務的需求不大及行內創新風氣薄弱;而在知識因素,答案包括缺乏外界技術支援服務、缺乏科技專家及缺乏合資格科技人員;最後在制度因素(即政府)方面,最多答道技術創新活動得到的稅務支援不足。

對於這類問卷調查,不必太過認真看待,在下做過訪問員亦當過受訪者,問的通常「求其」,答的不少「亂來」。上述的較多人答之選項,答的比例還僅在一成上下,動輒逾六、七成答不適用,可見問卷問題顯然設計得不好,起碼未能對準業界的實況;然而,從上述稍多人答的選項可見,主因還是這些企業缺乏了幾十年前有的冒險精神,這從什麼風險太高、成本太高可見一斑。企業是死、老闆是生,缺乏冒險精神,自然是因為主事者欠缺彈性。既然不想幹,自然也會缺乏服務、缺乏專家與缺乏人員。進一步歸咎,就是政府稅務支援不足。大堆原因,都是心態使然。

改變心態,殊不容易,無論人或物,上了年紀自會抗拒潮流,傾向「不變應萬變」。故物種要保持活力,必須出現新陳代謝,且老的要死讓新血補上。整體經濟其實一樣。舊的企業愈做愈大,規模大了但增長慢,如老人家般新陳代謝減慢一樣。要提升活力,必須讓新企加入帶動競爭,雞死雞鳴才有進化,這跟投資銀行年年例行換血如出一轍。

政府若具長線眼光,應當鼓勵新進而非官商勾結保住舊企。官商勾結雖古已有之,但昔日的人口增長、產業升級等因素足以將之抵銷有餘;今時今日這些因素已不復再,若還是只顧官商的集團利益而壯大對長遠增長貢獻不大的瘀血,從而窒礙新血進軍,經濟老化便會持續甚至加快。老就會病,福利開支自會急增。久病會死,一如希臘。

其實,這是典型的個體利益異於集體利益難題。生物、企業沒有想死的。但試想,假使所有生物、企業永生不死,結果就是集體玩完──哪有這麼多空間、資源、需求。

上述不是要整死既得利益,只是要摒除新血的加入門檻,因為活化經濟已難再倚靠舊企。很簡單的,從事創新的企業連交租都無力,遑論安心投資在長年或見回報的研究。

此前,護駕者指「無證據」港府推高地價樓價以至租金。但從近月的鬧劇馬騮戲,官商勾結的證據已盡展世人眼前。假使香港真的廉潔,港官理論上無誘因搞官商勾結,頂多只會因循苟且,不思變革。由是推之,香港的前景很視乎這些新血門檻能否摒除,而這進一步視乎:一、港官是否真正廉潔(無利益輸送);二、港官是否有改革魄力。

廉潔這點看來難了,只是現有人想革新,即管看其搞到什麼。下周長假,休息一次。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市場部

羅家聰

信報財經新聞
B15  |   專家之言  |   一名經人  |   By 羅家聰         2012-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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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取經找突破難道只有新加坡?        

一連多周探討過本港長遠增長,最宏觀的因素寫得差不多了,再寫就到個別環節。在這從廣進深、由宏入微之前,不妨岔開一筆,也看其他地方的宏觀狀況,借一借鏡,但借誰呢?當然是可持續高增長之地,以實質計,並以經購買力平價(PPP)調整計。從維基百科網頁可得三個分別由中情局、國基會及世銀的排名,三者略有出入【表】,但以榜首的十幾二十地整體而言,則分別不太大。本文順序選頭十二位來看其發展狀況;為方便比較,所有地方皆取60 年,全為Maddison 及世銀數據,縱軸比例亦全部一致。

卡塔爾的人均產值居首,主因估計有二:一是拚命起樓,任何地方只要肯用磚頭,一段時間內定可火速「疊高」經濟,只差是泡沫爆破後怎樣收科而已;二是人口太少,當地前年不足190萬人。任何人口少的地方,人均產值的分母小,除出來的比率便大。而這兩項因素不只令人均增長水平高,更使其波幅大,如圖所見,當地的確如是【圖1】。於1951 至2009 年,人均增長趨勢一直低於零線,即是收縮。如果由1997 年計起,更見增長趨勢急跌至負數。觀乎當地發展模式及前景,這顯然並非我們取經的對象。

學習星洲五原因

人均產值同樣幾乎居首的盧森堡,雖不靠樓市「疊高」經濟,但人口更少,僅50 萬人,教人懷疑名列前茅是否主要受惠於基數效應。從1971 年有紀錄起的四十年數據所見,人均增長趨勢算跌得慢,僅3.2%跌至2.5%【圖2】;不過,1986 年卻似是盛衰分水嶺,人均增長趨勢由當年的6.5%跌至2010 年的0.2%。看來這也未必是理想的學習對象。

再數到新加坡。不少學者建議香港學新加坡,其一原因是四小龍中她最似香港;其二是當地政府的確搞得出色,六十年來人均增長趨勢竟逆流而上,由4%升至逾5%,萬國之中實在罕見【圖3】;其三則是過去十幾年來搞得更加出色:1997年雖受衝擊,但之後人均增長追上甚快,尤是前年;其四當然拜其人口小的基數效應,僅500 餘萬人;其五則是該國獨裁統治,最合弄權者的心意。有關新加坡模式,下周將會詳細探討。

另一被認為可學習模式就是接着排名的挪威。挪威人口也不算多,不足500 萬人,少過香港。雖然人口比新加坡還少,但其人均增長卻穩定得多,六十年來高低不出9%【圖4】;反而新加坡卻達20%。縱然如此,其人均增長跌勢自1997 年起有加快迹象。

緊接是如小國新加坡般,同在馬來西亞旁的汶萊。該國人口比盧森堡還少,僅40 萬人;然而,雖同屬南亞,汶萊卻不似新加坡般增長趨勢向上,而是向下,且見收縮【圖5】。

憂本港增長趨勢

再排終到香港。本港狀況過去幾周已作探討,詳情不贅,這裏只提幾點【圖6】:第一,雖由1988年起,人均增長趨勢下移兼且平坦,但若由1995╱96 年等低位計起,趨勢縱仍下移卻見改善(斜上);第二,無論怎計趨勢也好,目前仍遜於新加坡,頂多是與盧森堡或挪威的長遠趨勢(藍線)齊頭;第三,在上述論及的六個地方中,本港增長趨勢雖仍高於零線(仍有增長),但下移斜率卻是六地中最快,實教人擔憂!

接着是卡塔爾毗鄰的阿聯酋,也是小國,人口800 餘萬人,稍多於香港。驟眼看來,這是人均增長跌勢唯一快過香港的榜首國【圖7】。不難想像的是,同屬中東產油國,天賦資源或許真的會使人懶惰,近十年幾來油價急升,但其人均增長趨勢卻是急跌。

上述七地人口皆少,排第八的終於輪到人口上千萬的美國。連同之後幾名的瑞士、荷蘭及奧地利三個中歐國家,儘管人口介乎700 萬至1700 萬人而不及美國,但四國皆屬發展多年的先進體系,其經濟增長實可追溯至19世紀中葉。

這些先進體系皆有共同特徵:人均增長波幅較小,較諸前述人少之地,這顯而易見【圖8至11】。

隨着經濟成熟,增長趨勢確會減慢,但起碼在美瑞荷三國,減慢速度相當緩慢。這好比人皆會老,但卻保養得好,老得很慢,僅涉歐債危機的奧地利稍遜。

瑞士值得深究新加坡固然值得參考,但其有不少獨特因素,未必抄到;反而這三國較正路,尤其瑞士也是金融中心,值得深究。

最後看看排第十二的澳洲。

澳洲經濟其實也如剛述的歐美先進體系般,發迹很早。澳洲屬資源國,如香港般身無長物(指天然資源)實難效法。然則,其於2000 年前呈現「幾乎不跌」的人均增長趨勢【圖12】,也是難能可貴,全球而言,相信案例不多。由此估計,澳洲於2000 年前的狀況或與上述歐美國家有共通之處,也是值得探究的。

總結上文,或許值得我們參考的,首先是人均產值水平榜首之地(本文十二地),進一步是經年保養得好、增長趨勢跌得很慢之地,最好還見上升。究竟誰保養得最好?把這十二地過去六十年來的實質人均增長平均每年升跌速度排序,可見升的僅得新加坡及卡塔爾;微跌的有澳洲、盧森堡及美國,接着歐洲三國亦不太差【圖13】。香港?排第十名以後,實質人均增長平均每年跌0.1%,十年跌1%,跌速算是頗快。

若要力挽狂瀾,便要學學人家。從上文十二地所見,值得參考的長遠增長模式,既有同屬金融中心的新加坡和瑞士,也有並非倚重金融的荷蘭和挪威等成熟經濟體系。本欄素來少寫長遠增長,在下即管本着「學嘢」心態,繼續和大家一起摸索出路。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市場部

羅家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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