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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發表於 2012-12-13 17:25

《中國模式》編寫前因後果及反國民教育現象

信報財經月刊
P058-062  |   政經前沿  |   國民教育  |   By 薛鳳旋  2012-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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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式》編寫前因後果及反國民教育現象  




國民教育獨立成科在中小學推行是困難的,而且是因為它將如何教?教什麼內容?仍有許多不同意見。將這個決定和執行責任全推給教師個人或辦學團體有違現代基礎教育原則,因而是不應該設科的。

當代中國(指的是新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當代世界發展史中的一個必要學習的課題。當代中國的前30年(1949-1978)充滿了顯著的正反經驗。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既自鴉片戰爭的百年屈辱及積弱後首次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國家和令人鼓舞的工農業體系,但同時也多次將國家推向殘酷的階級鬥爭,使廣大百姓,特別是知識分子飽受痛苦。這是世界史上值得深究的一段時期,而國人亦更應理解,並引以為戒。

當代中國研究的必要性

新中國的第二個30年在改革舊體制和價值觀的基礎上採納了「改革開放」、「 以人為本」、「 科學發展觀」等新的治國理念和相應政策,由文革期間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及鼓動青少年、學生等進行「無法無天」的批鬥等極左的錯誤,逐步地建立新的法律體系和文官體系,以達致以賢治國,以法治國的目的。雖然在這過程中,仍然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和在人權保障和官僚中出現不少貪污腐敗個案,整體而言,國家經濟得以急速發展,民生得到改善,而社會更比前期開放及穩定得多。特別是在近10年,中國逐步落實了第十一及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加上成功舉辦2008奧運和2010世博,向全球展現了經濟及文化底蘊以及組織能力,使國家被世界公認是個再崛起的大國。 現今中國經濟規模僅次於美國,並預計在數年之內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

因此,不論在香港或外國,研究與學習中國近30年來的發展經驗已成為大學、政、經、商等各界所必需。比如美國早已將1970年代前的中國敵對國的定位立場,轉而視中國為緊密的戰略夥伴,推動了美國朝野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及美國人學習中文及修讀當代中國課程的熱潮。

浸會大學是香港大專院校中最早開設當代中國課程的高等院校。她在25年前提出相關建議時,亦建議成立當代中國研究機構。後者在5年前因成立當代中國研究所而得以具體落實。5年來,研究所有驕人發展,特別是今年首九個月,收穫特別豐富︰

一、在4月出版了《澳門500年》的大型中、英、葡三種版本( 241頁)的澳門發展史冊。首發式由澳門特首崔世安主持,在澳門及葡語系國家廣為報道。

二、6月中出版了首本香港藍皮書:《香港發展報告( 2012) :香港回歸15周年專輯》,對香港回歸後15年的經濟、社會及政治轉變與發展作出綜合的介紹與評述,並且檢視了特區政府有關的政策和施政效果及作出了政策性建議。香港藍皮書以中文簡體字版、繁體字版及英文版向內地及全球發行。

三、這9個月來,研究所的當代中國研究叢書共出版了六本專著:

1.《美國的邏輯: 中國可否複製?》(瑪雅主編)

2.《紅色特工:潘漢年傳》(王凡著)

3.《影像中的「文革」農村》(周浙平撰, 高恒如攝影)

《黑與白的記憶─從文學青年到「文革犯」》(謝聲顯著)

4.《後金融海嘯時期的中國與東南亞經濟協作》(李思名、薛鳳旋、黃枝連主編)

5.《中國風水文化》(顏廷真、孫魯健著)

上述叢書提供了研究和學習當代中國的人士重要的參考,同時也為國內外當代中國研究的學者一個高水平的出版渠道。

四、研究所在9月出版了去年第一次「中印學術高峰論壇」的主要論文編:

1.China-India Cooperation Prospects( Enrich Series on China-India Issues, Enrich Professional,Singapore)

2.同月,研究所與上海社科院在上海合辦了「第二次中印學術高峰論壇」。到會者70多人,學術論文共29篇。

《中國模式》為何掀巨瀾?

由於上述各項工作,研究所同事在2012年都非常忙碌, 編撰34頁的《中國模式》小冊子只是百忙中的一個小項目,然而它卻引起了香港各方面極強烈的反應,實是想像之外。

事後分析,這似乎是由於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將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作出不實的誇大和虛構, 包括:?這個小冊子就是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國民教育部分的全部內容及它就是官定的有關教科書,以供本年9月起中小學生用。

?小冊子的編撰得到了教育局1000多萬元的資助。

?研究所「判上判」, 將編撰工作判(外包)給了內地某大學教授, 所以其行文被指為「大陸式」由共產黨向本港中小學生「洗腦」。

?小冊子內容偏向歌頌共產黨,當代中國很多重要議題如文革、大饑荒、六四事件、人權問題等未有觸及,同時亦故意批評美國的政黨政治。

本來這些失實報道,應難以持久,而本研究所亦在7月6日、 7月12日及7月20日作出相關回應( 但沒有觸及上述第二及三項,由於它們涉及合同條款,應由國民教育服務中心或資助方教育局澄清,但他們都沒有這樣做)。

同樣關鍵的原因包括了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在現場訪問回應媒體時,在沒有全部閱讀過小冊子的情況下,單就其中第10頁的處理,作出了小冊子是「偏頗」的評語。

其後,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更多次說:以香港傳統的核心價值看,《中國模式》不合格,是「次貨」。林煥光又說,在教育事項上沒有北京干預的空間。他更號召市民等看反對的「大白象」會有多大。林先生的話似乎將問題擴至香港傳統核心價值(這是什麼? 由誰來定?)與中國國家核心價值的對立。

事情發展至此, 已不是一本老師參考小冊子編得好不好的問題,而是香港與大陸的關係,香港市民的國家觀的問題。它不但被一些反中人士利用,導致不少民主派參選者在9月選舉中出現「守護香港」、「 守護孩子」,反對與內地和國家認同等過激口號,而這些口號亦成為本年暑假的7、8、9三個月多次遊行、 靜坐與絕食的主線。一些議員與教師更當眾撕毀《中國模式》小冊子,有如文革式的鬥、批行徑竟在香港出現!研究所的三次澄清與聲明,主流媒體一字不提,只有三數份小報輕輕地帶過,使一般市民更相信上述的虛構的真實性,並以此來加大力度衝擊特區政府。我所在9月中才取得了國民教育服務中心的同意,可以公開有關服務合同的內容,因此我所在9月17日發出了有關《中國模式》手冊的第四次聲明。

《中國模式》手冊編寫背景

本研究所在2011年暑假獲得國民教育服務中心邀請投標「2012年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和海報」《中國模式》專題的製作服務。雖然被告知資金是來自教育局,但有關製作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無關,研究所在這個事項上亦和教育局沒有任何相關接觸及關係。我所一直認為並在洽談項目時已告知國民教育服務中心「 中國模式」這一概念過於深奧,不適合中小學生。我所被告知手冊不是學生課本或教材,只是給有關老師參閱,讓他們了解「中國模式」,有助他們日後教授國情,而相應海報在校內張貼,由學生自由觀看。同時,該中心自2008年起已一共製作了11份不同議題的國情手冊,並向我所提供兩份手冊以作參考(即《十二五規劃》及《中國航天成就》)。 其中的《十二五規劃》我們也認為是過於深奧的,因而研究所這本小冊子不是學術著作,而是對「中國模式」這一概念的介紹,將其內容具體說明及提出相應思考問題。其直接對象是有大學畢業或同等學歷的中小學老師。此外它並不能涉及當代中國其他議題,或在這述概念時需要提及所謂香港的傳統核心價值。

本研究所以總費用40多萬投得該項目, 其中包括了3萬本手冊,1000套20張的大型海報的製作及印刷費及1000間學校的派送費。實收的編撰及設計費只有約20萬元,而全部有關工作都由研究所內同事完成,外間傳說它由大陸教授編撰或「判上判」是無中生有。

研究所在2012年3月已完成手冊及海報初稿,由國民教育服務中心負責手冊及海報的文字審稿。

《中國模式》手冊的爭議

以下我們分節澄清一些有意被曲解或虛構的手冊中的內容︰一、手冊「內容偏頗」?

Ⅰ)命題來自美國:

手冊主題是近年學術界討論的「中國模式」;這個概念在學術界和國際政經界有一定爭議。「中國模式」一詞,並非來自內地,而是由美國經濟學者喬舒亞.庫珀.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提出。雷默是美國基辛格研究會執行主席、美國《時代》周刊助理執行主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特約評論員。

Ⅱ)概念本身有範圍和時空限制:

根據概念提出者的原意,「中國模式」所包含的內容和時空,主要集中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及管治模式問題;而時空方面,主要是過去10年的中國發展。因題目及產品性質所限,手冊主要目的乃對模式作出正面介紹,無法包含有關中國國情的所有內容及包括可能存在的所有有關中國近年發展經驗的正面或負面訊息,只能就「中國模式」這命題以多元的角度以事論事,表達力求持平地介紹概念所包涵的中國近年發展的經驗,而又保持簡潔清晰和可閱讀性。

Ⅲ)手冊內同時有三個重要概念:

手冊中,在「源起」部分除引述來自美國的「中國模式」概念外,亦同時提到外國定義的「華盛頓共識」和「布達佩斯俱樂部」概念;並至少引述了6位多國學人的資料,以供老師思考及跟進。

Ⅳ)提問方式開放多元、兼具批判性:

手冊內提出了12處「思考點」,當中包括至少28題以供討論的問題,採取開放式提問,既無既定立場,亦無指定答案, 更以「是否」、「優劣」、「好壞」、「哪些地方較為突出」等方式正反兼問、甚至要求提供改善辦法的方式提問。

例如:當探討中國政制時,手冊提出「你認為中國現時的政治制度是否完善?請引例加以說明」(頁8), 以及「比較起你所認識的西方政體,你認為中國政體有何優越或不足之處?」(頁10)。此外,在探討中國社會問題時,手冊提出「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不少問題,你認為哪些地方較為突出?可用什麼方法解決?」(頁17)。

Ⅴ)啟發式及開放式的教學建議:

按照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已出版的前11份手冊的先例,研究所要同樣地在手冊內提出教學建議。手冊用了5頁篇幅,建議分4節講授「中國模式」這一命題。又安排7項活動,提出了一連串的討論問題,以供教師參考(由於研究所已確認題目過分深奧,這些安排目的在加強教師的理解與興趣)。如:

a)你認為「中國模式」、「華盛頓模式」、和「布達佩斯俱樂部」哪個較為可取?

b)內地統一的官員考核制度…… 存在什麼缺點?

c)國家如何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

d)如何防止統治集團腐敗?

亦如前11份手冊,這份手冊亦預備設計延伸的工作紙,提供更多的資訊以補手冊因篇幅所限或主題所限的不足,而有關工作紙稍後可在國民教育服務中心網頁下載。

二、「輕輕帶過」負面題材?

手冊前言開宗明義提到「中國模式」有局限性,並引述俄羅斯和內地學人講法,強調「如何清楚認識『中國模式』,我們要兼聽善惡,不可偏執一面,這是我們認識國情,以至學習學問的基本而應有的態度」。

此外,在手冊中的第16、17、27頁,已分別提到「地方政府強徵土地」、「烏坎村事件」、「綠壩軟件」、「我爸是李剛」、「毒奶粉事件」、「動車追撞事件」共6件負面事件。

如以本手冊的正文只有28頁的篇幅來看,除「辭彙解釋」、「知多D」及「思考點」3種輔助及啟發性專欄外,正文篇幅十分有限(約10頁)。

然而,手冊卻提出6件負面事件。此外, 在第10頁「知多D」欄內有標題為「政黨惡鬥,人民當災」的四條美國資訊不屬正文,只是延伸思考欄的其中一例。不少支持「中國模式」的著作,都用一些美國經驗以凸顯中國模式的不同,此欄的意義只在保留這一特點。在草稿審閱時,研究所曾建議在標題上加上問號。

三、「褒揚內地,貶抑別國」?

本所留意到,個別政治團體亦集中批評第10頁有關「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的標題。

首先,「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一句, 不是指「中國共產黨」。有關概念是指包括整個中國政制,尤其是「以表現和考核為本的官員遴選制度」下的包括中共、非中共黨員、民主黨派成員、獨立人士所組成的執政集團。今天的這個團隊和20年前及30年前是十分不同的,尤其是經過第十一及十二個五年規劃之後。文中強調這團隊「經過多年的變遷和蛻變」, 和是「相對團結的統治集團」。

同時, 在此頁的兩個欄目的部分與整本手冊一樣,並無任何政治立場。在同一頁中,同時提供了2題開放式提問,以「有何優越或不足之處」的正反兼問的方式,以激發學生思考。

四、引述官方資料,等於「美化一黨專政」,行文如大陸風格?

《中國模式》講的是中國,其內涵是國家的體制、政策及其實效。從第5頁起的「內涵」部分,有關資料不少屬於內地的政策文件、法律法規、以至議會規例的原文。引述官方資料,作為準確反映有關情況,實屬必要。手冊的文風一點也沒有大陸風格,這是一些有心人士故意虛構,以達致誤導這是內地教授向香港學生「洗腦」的目的。

五、參考資料只用內地作品?

參考書目中有外國學者的書籍或其中文譯本;其中,鄭永年是新加坡學者,而托馬斯.海貝勒(Thomas Heberer)是西方學者。其他一些國內著作及編著亦大量引用外國學者的言論。本手冊唯一以原書封面照片突出的亦是美國學者雷默的專著《北京共識》。此外,全本手冊亦至少8次引用西方學人、組織等言論和資料。六、不敢回應敏感問題?

正如前述這本小冊子受委託合約所限,目的在介紹「中國模式」這一以西方為主要來源的學術概念,不能離題。研究所樂意接受各方人士委託對如「六四事件」、文革及中國人權狀況等所謂敏感問題作出專案研究。作為受託方,本所在委託方國民教育服務中心所給予的「中國模式」的命題下,以科學的方式完成有關服務。有關手冊,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及我所已多次重申,只供教師選擇性參考,並非學生使用的課本及教材,亦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指引」無關。

可惜,個別政治團體在公眾未了解整本手冊的內容之前,利用選擇性手法,進行偏頗、失實、政治化的批評、扭曲和抹黑,加上個別官員不懂應對,在過去數個月內將手冊演變並成為一件社會關注的政治事件,成為一些人士對提高國民對國家認知的好意,發動運動式批判的借口,對學術及言論自由並無好處。

提高國民意識未必要設科

一少撮人對《中國模式》這本薄薄的34頁的小冊子的有意曲解及對其有關性質和編撰實情的恣意虛構,經過主流媒體和一些評論的不斷引用,不少人因為沒有看過小冊子,便容易相信這些是事實,產生恐慌。我的一位大學同學,便相信《中國模式》是本共產黨的宣傳品,是教育局用以毒害香港小學生的工具。他每星期兩三次發出批量電郵給舊同學,呼籲他們上街遊行及在9月要投票給反對國民教育的候選人。其後我問他有沒有看過小冊子。他老實說沒有。結果我給了他一本,他花了兩天看了多次後,作出結論說,小冊子內容深奧但沒有他先前想像的那這差勁的內容,並且希望知道小冊子和教育局及國民教育科的關係。之後,他的電郵再沒有提及國民教育了。

有關當代中國的議題及資料,如《中國模式》手冊,也包括一些公開討論、旅遊與實地訪問,可以從不同的層面與角度提高市民的國民意識。這不但涉及中小學生,成年人也需要。特別是因為香港經歷了150年的殖民地統治,回歸只有15年,一般市民的國民意識淡薄是自然的和歷史造成的。我們贊成要用多渠道增加和提高香港市民的對國家的認識以促進其國民意識,但這與國民教育是兩回事。

中小學是現代社會的基礎教育,其教授科目要求一致性和清晰性,使老師能容易及有效施教,而不同學校的學生能學到同一水平的知識和技能。政府通過專責課程委員會去審定每一科能有一至兩套標準課本是香港多年來的慣例,亦是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習慣。沒有這個前提,就不應開設新科。國民教育(或「德育及國民教育」)獨立成科在中小學推行是困難的,而且因為它將如何教?教什麼內容?仍有許多不同意見。將這個決定和執行責任全推給教師個人或辦學團體有違現代基礎教育原則,因而是不應該設科的。

研究所在其主編的《香港發展報告(2012)》(2012年6月出版)中,質疑在香港目前的環境下推行如此的國民教育科是否恰當?並建議不要開設「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2000年代, 董建華政府推動國民教育,但該建議既被批評是「洗腦」,亦引來教育界的強烈反彈(特別是與支聯會有關的教協方面)。2004年,政府正式推行新的(小學)常識科課程,公民和國民教育成為常識科中的「國民身份認同和中華文化」部分。由於此科內容含糊,不少老師在教授此科時多以自己觀點出發,與建立此科的原意背道而馳。」

「2011年5月, 特區政府又再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六) 諮詢稿》, 諮詢稿中建議新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列為必修,不設公開試, 只有校內評核…… 諮詢稿推出以後,該科一直備受批評。除與常識及通識科的課程重外,社會對諮詢稿的教案內容亦有不少意見。例如,官方建議的中學教材中,曾出現『教師如發現學生對國家民族的感情不太強烈時,不要批評,並接納其表現,但仍請學生為此自我反省』這種指引。有人批評,這種做法有強制愛國之嫌。此教育方向不但可能引起學生反彈,更會令香港教師反感,造成與加強國民教育相反的效果。」(頁70)

「國民教育問題:與其勉強推行,令社會人士、教師和家長反對其內容含糊重的『國民身份認同和中華文化』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徒增社會反彈情緒,倒不如撤去這些科目,並盡可能將其他相關學科(如歷史、經濟、地理等專科)加入與中國有關的內容,以免課堂成為政治思想(不論哪個方面)灌輸之地。」( 頁74)

「在中小學的教育中,削弱了傳統中國歷史與地理科的重要地位,改為通識及國民教育,由於沒有指定課本與教材,片面強調老師自由發揮,出現違反目標導向的情況,即目標達不到,反而產生反效果。」(頁206)

中小學是基礎教育,是現代政府的重要責任。在香港2009至2010年政府中小學的開支達339億港元(1997年為196億),投入相當多,基本上是它們財政上的支撐,平均每個小學生年資助31553港元,中學生41151港元。政府不但要在財政上負起市民子女的教育責任,也要在學科及教學質量上同樣要負起責任。因此我們並不理解「教育歸教育」這句話。假如政府對國民教育科如何教,教什麼仍不清楚且猶豫不決,應否將這責任推給個別老師及校長?

作者畢業於香港大學,早年獲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博士學位後,在香港大學任教三十載。現任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暨地理系講座教授,並擔任內地多所大學的榮譽教授及名譽研究員。先後擔任第八至十屆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區籌委會委員、特首選舉委員會成員,以及首任特區多個諮詢委員會成員。自1977年起就有關中國的議題進行廣泛的研究,範疇涉及中國經濟、中國與全球體制的連接、城市和區域發展、社會和政治演變等。

《中國模式》手冊及研究所四次有關聲明可在http://accsweb.hkbu.edu.hk 網址下載。

薛鳳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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