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 FINANCE's Archiver

sun 發表於 2012-11-8 11:01

现代育儿心经

2011年01月07日 07:18 AM
现代育儿心经

纽约大学教授 凯蒂•洛菲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去年,我的一位朋友花了不菲的代价,把一批环保塑胶地板运至位于法国南部的别墅,原因是担心在暑假期间,她蹒跚学步的孩子会在石板地上摔伤。虽然一代代法国孩子可能就是在同样的石头地上跑、摔、玩、睡,而且平安长大成人,但这并未阻止她要确保安全的决心。我认为,这极端体现了我们这辈人的普遍臆想:我们能够控制孩子,让孩子的成长环境完美无缺。在这种为孩子营造理想环境的奇怪而又徒劳的想法背后,暗藏着更为奇特、也更为徒劳的理念:培养理想化的孩子。

当然,对我们多数人来说,这种完美、安全、无时不在教育的氛围实难企及;通过翻阅《居住》(Dwell)或其它精美的杂志,我们可以体验到这个只可意会的梦想——美仑美奂的Oeuf婴儿床以及一尘不染的托儿所。我们多数人抚养孩子的时候,没有成堆可爱而益智的木质玩具、松软的塑胶地板或是健康的有机零食,但这种臆想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发挥着难以捉摸的影响力。

控制孩子的臆想早在孩子出生前就已存在,虽然在追求时髦的完美主义的过程中,不时有真知灼见闪现,也算是在现实世界中对我们过度焦虑的矫正。记起当初怀孕时,我曾有些惊愕地读到过一篇平铺直叙的文章,说研究表明毒品婴儿(crack baby)最终会与非畸形儿一样聪明伶俐。现如今我们连吃色拉中的羊奶奶酪、喝几口葡萄酒都觉得很愧疚,而这些吸食毒品的女士生出的竟然也是聪明健康的宝宝!实际上,虽然确实似乎没人真心建议所有的孕妇都靠吸食毒品来放松自己,但这个根本的讽刺似乎阐明了一个要点:即便是还在子宫里,宝宝们也比我们想象的更具适应能力和忍耐性,也更为神秘莫测。

然而,目前的心思仍是控制孩子,甚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美国新近出版了一本引人关注的书——《源头:出生前九个月如何影响我们的一生》(Origins: How the Nine Months Before Birth Shape the Rest of Our Lives)。书中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多吃鱼是否会提高孩子智力,多大压力有益于未出生的宝宝等等。(压力太大不好,但压力太小也不好。某医生的研究表明:有些生活惬意宁静的孕妇询问她该如何做,才能给安安静静呆在子宫里的宝宝增加点健康压力。)



然后,就在去年10月,英国一项广为人知的研究表明:怀孕期间少量饮酒有益健康,事实上,相比于滴酒不沾的妈妈,稍微喝点酒的父母生出的孩子反而要略微聪明一点。你也许会认为,这条新证据会挑战我们在饮酒与怀孕问题上一刀切的态度——近乎虔诚的热情,但也可能喝酒对孩子实际上没多大影响。哪怕喝一丁点酒都会伤害未出生的宝宝,这种正当性以及充满道德考量的怀疑比理性的讨论和科学依据更加根深蒂固;甚至在宝宝出生前,我们就准备好了愧疚与牺牲,准备好了周围人众目睽睽的监督,也准备好了铺天盖地的道德考验与非难。

我的一位朋友曾经非常谨慎地问过我一个问题:在怀孕后期喝上一杯葡萄酒,“这样微小的风险是否值得一冒?”回答当然是不。为了自己一时贪杯的欢愉而拿孩子的健康或者能否上名牌大学来冒险,这样追悔莫及的傻事只有麦克白夫人(Lady Macbeth)干得出来。但是,这个问题本身就背离了自身的假设:对于无法实现的控制孩子的念头,我们夸大其风险和敏感行,本身可能也在伤害孩子。


通常的逻辑是,如果你喝点酒,你的孩子可能会笨一点。孩子本质上不会有啥伤害,但就是稍微笨一点。在这种考虑背后,就是制造出完美孩子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思。但也许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即便我们能造出这样的孩子,他长大后会不会让人受不了?

你知道我说的孩子是什么样:金贵无比、天真轻信、呵护备至、喜欢挑剔,身穿漂亮的毛衣或是精挑细选的时髦T恤。我们全天候地保护孩子,不让他沾染尘土、暴力、糖果、空虚、蛋白,以及偷他的塑料恐龙玩具的坏孩子,一句话,每天都让他免遭尘世间一切纷扰,这算是为孩子好吗?即便孩子周围满是木质玩具,即便家长苦口婆心、无私奉献,家里培养孩子如何成材的书籍堆积如山,这一切事实上不是在伤害孩子,或者是改变孩子的天性吗?

我认识的一位女士告诉我:在早上做早餐、准备午餐以及整理衣服时,她就为孩子们做好了艺术计划。艺术计划!听起来充满了难以想象的诗情画意——想象力丰富、安排紧凑、值得称道。然而,这是否也有点太过疯狂?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签证处人满为患,交通拥堵不堪,它能达到如此近乎完美的启发水准吗?你能强迫或者把你的孩子设计成充满创造力吗?

提供“真知灼见”的书不胜枚举:《神奇大脑:用游戏、活动等开发孩子智力》(Amazing Minds: The Science of Nurturing Your Child’s Developing Mind with Games, Activities and More);《如何培养灵气十足的孩子:培养奔放、敏感、睿智、持之以恒及精力充沛孩子父母必备》(Raising Your Spirited Child: A Guide for Parents Whose Child Is More Intense, Sensitive, Perceptive, Persistent, Energetic);《培育全面型孩子:如何培养自主型稳靠孩子(无忧虑之虞)》(Free-Range Kids: How to Raise Safe, Self-Reliant Kids (Without Going Nuts with Worry)。这些书(以及无数类似的书)都声称可以培养出健康、有教养的孩子,每个障碍、每段就寝时间以及每次发脾气,均可像学校的考试那样加以把握。



. . .

我们能否暂且回溯至宽仁放任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记得父母开party时,孩子们四处疯玩直至天黑,捕捉萤火虫。孩子们饿了就自己随便抓几片蛋糕吃,吸入了大人们抽的二手烟,把鸡尾酒端到已经有点语无伦次的大人手里,那时候压根就没人注意他们;他们也得家长疼爱,只是没人监督。我清楚地记得,那些没人管的温暖夏日夜晚是多么地自由自在。在那些闷热无聊的日子里,在单独、没人监管、无人指手画脚的岁月里,孩子们茁壮成长;正是在这样的岁月点滴中我们长大成人。

当然,有时理想的环境实际上并不理想。就拿部分现代家长乐此不疲地培养孩子时的一丝不苟的态度来说吧。《纽约时报》近日登载了一篇名为《宝宝知道:脏东西对身体有好处》(Babies Know: A Little Dirt Is Good for You)的文章,针对的就是这样一些家长:坚持进屋必须脱鞋、必须随时洗手、不许孩子乘地铁以及随身携带小瓶消毒剂等。文章写得底气不足。很显然,从理性的科学观点说,的确存在过分讲究卫生的事;事实证明,孩子要有免疫力,还得接触点脏东西,而且在操场上高兴啃着棍子、全身脏兮兮的孩子,似乎比那些全身干干净净、完美无缺的孩子身体要好。我喜欢这个说法,原因在于这也许是描述过度呵护这个难题的最好比喻,而这种呵护压根就起不到任何保护。

家庭作业给家长们提供了干涉或者说全面介入的另一个绝佳机会。我还记得我妈妈在楼上隐约对我喊“作业做完了吗?”,但我不记得她曾挽起袖子,和我一起为一个越南计划剪稻田图片,或监督我读了多少页《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一位母亲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她七岁大的儿子就读于纽约某顶级私立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是让他写一篇小品文——根据其“生活阅历”理解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未选之路》(The Road Not Taken)中的诗句:“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吾径择其荒者往)。当然,由于她七岁儿子的“生活阅历”还拓展得不够全面,这个问题实际上要求家长亲自动笔来写。

我们控制孩子的新风气中更麻烦的一点是:它包含的正确培育孩子的愿景,在启智方面与上世纪50年代的所有做法一样专断而墨守成规。按照当前的流行做法与科研成果,任何不控制孩子成长环境的家长——偷偷给孩子M&M巧克力与无机奶、或者开party直至凌晨二点钟——均为不负责任与不计后果的行为,有点像是在挑战现状。更重要的问题是:一味给孩子营造理想环境的臆念并未考虑现实差异——由祖父母、单亲妈妈或者离异家长抚养成人的孩子。远景规划无疑是基于父母双方轮流担负起培养理想化孩子的重任。换言之,孩子全天候处于培养与充实之中,是迫于家长的“淫威”。

随便翻下日历,随便找个周六,在这一代最出类拔萃家长中随便找一家,都会看到他们与孩子一起奔波于体操课、生日聚会、足球班、艺术熏陶与登台表演——为了孩子所谓的幸福,所有的日子都消弭于紧凑而又精准的安排中,家长们一天到晚连连贯的谈话都成了奢望。(环境差点的家长只得指望这种殚精竭虑的育儿方法。)

有时看到这些疲惫不堪、满怀虔诚、略显呆滞的家长从车里挤出来,就不禁会想:这种高标准的专注、指导与剖析真的会让谁更快乐吗?人们不禁要问:家庭生活是否太过偏向于孩子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对孩子少关爱一些,而是成人扭曲的观念影响到了亲子关系。人们更想知道:这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关心是否真对孩子有益?家长的自私自利——想着自己生活忙乱不堪,因此有时自己所做的事并不完全着眼于孩子的娱乐或者成长——是否能有点心安理得?



我也不禁要问:打造完美孩子的所有努力(犹如上流社会的布尔乔亚对时尚食品的关注),是不是家长在转移自己的失意?忙碌了一天之后,这些为孩子殚精竭虑、道德上仁至义尽的家长是否是为了自己的放弃寻找补偿?婚姻中错失的东西?弥补浪漫的缺憾?还是职业或冒险的折衷?换言之,我们不禁要问:若是托尔斯泰(Tolstoy)或者福楼拜(Flaubert)再世,会对当前教育子女的做法作何感想?

家长控制孩子的努力一直延续着,伴随孩子的成长。美国已有大学明白无误地告诉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后何时该离开,否则家长还会赖着不走。即便对于上了大学的十七、八岁孩子,家长还是不愿撒手、管这管那、买这买那,忙得不亦乐乎;换句话说,他们就是想赖着不走,继续控制孩子。

当然,按此模式塑造完美孩子势必会以失败告终。家长无法控制一切,尘世间总有一些不齿事让孩子觉得不快乐、腻烦甚至伤心,难免会有背信弃义的朋友、失败的听写或者糟糕的老师。把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带到这个沉沦世界后真正让人恐惧的事实是:不管你运送了多少塑胶地板到法国南部的别墅,都无法保护孩子不受伤害。

这听起来可能比我想说的更夸张。我想建议的就是,家长们也许该靠边站了,去倒杯酒,让孩子们来点彼此折磨、厌烦或是伤害。也许该试着放任孩子自由成长了;放飞他们的艺术想象空间,而不给他们做艺术计划;让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与不完美的孩子顺其自然吧。

凯蒂•洛菲是纽约大学教授。她的最新著作是《不平凡的婚恋:七桩婚姻》(Uncommon Arrangements: Seven Marriages),由戴尔出版社(Dial Press)出版。

sun 發表於 2012-11-8 11:02

2011年02月01日 07:07 AM
哪一种育儿经更优越?

《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高级编辑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耶鲁大学(Yale)法学院教授蔡美儿(Amy Chua)在《虎妈妈的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中文版书名为《我在美国做妈妈:耶鲁法学院教授的育儿经》)中为中式育儿经辩护,该书刚好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抵达华盛顿之时上架销售,时机再恰当不过。美国推崇的是民主资本主义,但中国更加专制的资本主义模式创造出了更高速的经济增长,并让胡主席掌控了数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美国的教育文化是围绕着如何增强孩子自尊心展开的,但蔡美儿认为“成绩不佳的解决办法就是严厉斥责和惩罚孩子,让孩子感到羞愧”,她的父母就是这么对待她的,他们都是华裔移民。有一次,她拒绝接受女儿送给自己的生日贺卡,上面写着“我爱你!祝世界上最好的妈妈生日快乐!”,说卡片“做得不够好”。也正是这个女儿,学校功课门门都拿A,而且十来岁就在卡耐基音乐厅举办了钢琴演奏会。胡锦涛和蔡美儿是同一种焦虑心理的两种面孔。他们所提倡的那种体制曾经被美国人斥为令人反感的、效率低下的、落伍的,但现在这种体制所创造的成绩似乎要比美国自己的体制更好。

当然,蔡美儿的做法有许多值得美国教师和家长学习的地方。西方人低估了死记硬背的功效、也低估了自己的孩子能够吸收的知识量。“世上没有一件事是有趣的,除非你能把这件事做得很好,”蔡美儿坚持认为(这是错的),她还说“要把一件事做好就必须努力,但要是随着孩子们去,他们永远都不会努力,所以你必须把自己偏好强加给他们,这非常重要”(这是对的)。中国的教育方式让孩子们拥有“别人永远夺不走的技能、学习工作习惯和内心的自信”。美国体制所谓的补偿性优点——让孩子更加快乐——在蔡美儿看来是虚幻的,因为在西方孩子离家后往往会和父母日渐疏远。

然而,蔡美儿的育儿方式也有缺陷,那本书的后半部便展现了这种缺陷。蔡美儿也不希望自己的两个女儿“到最后变得和那些古怪的亚洲机器人一样,不堪来自父母的巨大压力,只因为在国家公务员考试中考了第二名便自杀”。但蔡美儿的问题不在这里。她的问题是,她把自己普罗米修斯式的自我中心与她对女儿的期望混为一谈。她的女儿很难从对立行为、恐吓甚至敌意中辨识出这种期望——而这是情有可原的。她们把蔡美儿叫做“疯子”,把她比作“伏地魔”(Voldemort)。就连蔡美儿的母亲也认为她有些过分。这不是一个中国式的文化问题,而是一个美国式的个人问题。蔡美儿试图通过把自己的过度野心假扮成一种民族特质,而使其免受审视和评判。

蔡美儿的直言不讳令人钦佩,她说女儿学校的其他家长都“意志薄弱,对孩子放纵溺爱”。她对自己的事儿也直言不讳,偶尔还幽默上一把。她在书中写道,有一次她试着训练宠物狗改进习惯,她丈夫“温柔地指出”,人们养宠物的原因“不一定是为了让它们达到最高水准”。但这种直言不讳传达出的主要信息就是蔡美儿和她的家庭比身边所有人都更加出色。“要谦虚、要低调,”她的父母劝说道,但即便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蔡美儿也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从书中得知,她的女儿们很早就能识字,她丈夫在《哈佛法律评论》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文(“该杂志几乎从来只发表教授的论文”),他丈夫还曾在茱莉亚学院(Juilliard)表演系学习(“众所周知比该校闻名世界的音乐系还要难进”)。这几乎成了一种不自觉的习惯:“索菲亚的老师对我们说,尽管索菲亚是她教过的最出色的学生,但老师对她的社交能力感到担心。”

耶鲁大学(Yale)法学院教授蔡美儿(Amy Chua)在《虎妈妈的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中文版书名为《我在美国做妈妈:耶鲁法学院教授的育儿经》)中为中式育儿经辩护,该书刚好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抵达华盛顿之时上架销售,时机再恰当不过。美国推崇的是民主资本主义,但中国更加专制的资本主义模式创造出了更高速的经济增长,并让胡主席掌控了数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美国的教育文化是围绕着如何增强孩子自尊心展开的,但蔡美儿认为“成绩不佳的解决办法就是严厉斥责和惩罚孩子,让孩子感到羞愧”,她的父母就是这么对待她的,他们都是华裔移民。有一次,她拒绝接受女儿送给自己的生日贺卡,上面写着“我爱你!祝世界上最好的妈妈生日快乐!”,说卡片“做得不够好”。也正是这个女儿,学校功课门门都拿A,而且十来岁就在卡耐基音乐厅举办了钢琴演奏会。胡锦涛和蔡美儿是同一种焦虑心理的两种面孔。他们所提倡的那种体制曾经被美国人斥为令人反感的、效率低下的、落伍的,但现在这种体制所创造的成绩似乎要比美国自己的体制更好。

当然,蔡美儿的做法有许多值得美国教师和家长学习的地方。西方人低估了死记硬背的功效、也低估了自己的孩子能够吸收的知识量。“世上没有一件事是有趣的,除非你能把这件事做得很好,”蔡美儿坚持认为(这是错的),她还说“要把一件事做好就必须努力,但要是随着孩子们去,他们永远都不会努力,所以你必须把自己偏好强加给他们,这非常重要”(这是对的)。中国的教育方式让孩子们拥有“别人永远夺不走的技能、学习工作习惯和内心的自信”。美国体制所谓的补偿性优点——让孩子更加快乐——在蔡美儿看来是虚幻的,因为在西方孩子离家后往往会和父母日渐疏远。

然而,蔡美儿的育儿方式也有缺陷,那本书的后半部便展现了这种缺陷。蔡美儿也不希望自己的两个女儿“到最后变得和那些古怪的亚洲机器人一样,不堪来自父母的巨大压力,只因为在国家公务员考试中考了第二名便自杀”。但蔡美儿的问题不在这里。她的问题是,她把自己普罗米修斯式的自我中心与她对女儿的期望混为一谈。她的女儿很难从对立行为、恐吓甚至敌意中辨识出这种期望——而这是情有可原的。她们把蔡美儿叫做“疯子”,把她比作“伏地魔”(Voldemort)。就连蔡美儿的母亲也认为她有些过分。这不是一个中国式的文化问题,而是一个美国式的个人问题。蔡美儿试图通过把自己的过度野心假扮成一种民族特质,而使其免受审视和评判。

蔡美儿的直言不讳令人钦佩,她说女儿学校的其他家长都“意志薄弱,对孩子放纵溺爱”。她对自己的事儿也直言不讳,偶尔还幽默上一把。她在书中写道,有一次她试着训练宠物狗改进习惯,她丈夫“温柔地指出”,人们养宠物的原因“不一定是为了让它们达到最高水准”。但这种直言不讳传达出的主要信息就是蔡美儿和她的家庭比身边所有人都更加出色。“要谦虚、要低调,”她的父母劝说道,但即便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蔡美儿也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从书中得知,她的女儿们很早就能识字,她丈夫在《哈佛法律评论》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文(“该杂志几乎从来只发表教授的论文”),他丈夫还曾在茱莉亚学院(Juilliard)表演系学习(“众所周知比该校闻名世界的音乐系还要难进”)。这几乎成了一种不自觉的习惯:“索菲亚的老师对我们说,尽管索菲亚是她教过的最出色的学生,但老师对她的社交能力感到担心。”

sun 發表於 2012-11-8 11:03

2011年01月21日 07:15 AM
生而不养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姚远 许可


有两位相熟的朋友,她们一位生于八零头,一位则在八零尾,都在去年七月产下了自己的千金。沉浸于做母亲的喜悦之余,“谁来带孩子”这个问题也同时摆到她们面前。

“八零头”住在父母家休养,虽说爸妈可以帮把手,但照顾婴儿却仍旧坚持亲力亲为。她算了一笔账,奶粉和尿布一个月支出800元左右,是目前最大的消耗品。女儿穿的衣服由祖母缝制,几乎不用购买,与其他所需支出加在一起,一个月的抚养成本是2000块钱左右,由夫妻两人共同承担;而“八零尾”则颇为潇洒,孩子自落地起,有经验的“月嫂”就已入住家中,包揽“坐月子”期间的大小事务,而新妈妈只需要躺在床上静养并负责喂奶就可以了。在抚养费方面,高级“月嫂”的工资是每月6000元,在其他所需费用上按照前者的支出比例来算,“八零尾”妈妈的每月成本接近万元,对于尚未有经济收入的年轻夫妻来说,这笔育儿费用由双方父母主动买单。

对于孩子的将来,“八零头”正在考虑是否应该换个清闲点的工作以便照顾孩子,年轻的“八零尾”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任何顾虑。她说,现在丈夫在日本准备研究生考试,自己在今年底也会过去继续深造和发展,在这段时间内,祖父母会在国内帮忙照管孩子直到小学毕业,之后再把她送回父母身边。这样看来,这个孩子想要与自己的亲生父母相伴,恐怕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梦想。

以上这个例子或许比较极端,然而随着这批独生子女纷纷进入婚育期,“生而不养”这一特点,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趋势。这批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现的第一代独生子女,被称为“独一代”,大部分由“八零后”组成,他们的父母普遍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家中的“独苗”,如何教育全靠在摸索中完成。许是这种背景使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以“被动式”开始自己人生的,成年后则继续“被恋爱”和“被结婚”。如今,“被生育”又成为了他们生活中避不开的主旋律。



这种现象究竟有多普遍呢?记者从广州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了解到,去年11月大约有七百多位准妈妈在这家医院生产,其中25岁左右的年轻产妇大约占其中的40%到45%。在上海的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杨浦分院,这个比例也在30%左右。

这种“被动式”不断地复制和重演——被过分呵护的独生子女已经在二十多年岁月中习惯了依赖父母,相应的,父母也已经习惯了被子女依赖,这种关系格局一旦需要打破,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件颇为痛苦的事,所以许多人选择了将其延长,再延长。比如毕业找工作,父母帮忙张罗着孩子进自己公司或是进熟人单位,如此这般才会觉得他们可以少吃亏;而孩子则认为父母找的工作稳定有保障,苦活累活轮不到自己干;又比如孩子婚房要离家近一点,最好是同一小区,再不济也得来往交通方便,小夫妻婚后天天上父母家吃饭,家里绝少开灶,年轻夫妻觉得省力又省钱,父母感到放心又不寂寞。

在子女生育这件事上也是同样,大包大揽的“宠溺”惯性使上一代父母把照顾孙辈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也时常会听到很多父母对子女说这样的话,“早点生个孩子给我们玩玩”,在这个语境中,除了父母想为子女分担一部分责任的感情因素之外,因为自己退休后无事可做感到生活空虚,从而寻求通过照顾孙辈作为一种生活替代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这种深层次的自我需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演化为对于子女生育产生很高的期望;对“独一代”来说,在面对繁杂的工作和高昂的生活成本,心理上并没有准备好为人父母的时候,便被双方家长和社会舆论“逼迫”生育。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独一代”如今已经或正在成为父母。在心理上断奶,是这些“独一代”和他们的父母们都要面对的课题。

頁: [1]

Powered by Discuz! Archiver 7.2  © 2001-2009 Comsenz 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