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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發表於 2018-3-26 22:46

「五四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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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有時候也廣義上指1915年到1926年之間的新文化運動。這一時期,中國知識界反思中國傳統文化,以「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為引路者,探索中國的強國之路。

191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完結後的巴黎和會中,中國要求取消列強在華的各項特權,廢除日本強迫中國簽訂的《二十一條》,並將德國強佔的山東半島收回。但這一提案被拒絕。不僅如此,英、法、意還主張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在壓力之下,當時參加和會的北洋政府官員準備在合約上簽字,消息傳到國內,引起國民極大不滿。

5月4日下午,來自北京13所學校的3000名學生齊集天安門前,表達「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要求。他們舉着寫有「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嚴懲國賊」等口號的小旗,發表演說、喊口號、遊行示威,到各國公使館以及總統府請願。他們要求懲辦曾經出賣國家主權,向日本大量借款的官員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還要求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憤怒的學生還衝進位於北京趙家樓的曹汝霖宅,放火將其燒掉。這就是著名的「火燒趙家樓」事件。學生衝進曹宅後並沒有見到曹汝霖,只見到了章宗祥,於是將他痛打一頓。在愈演愈烈的抗議運動中,教育部官員和員警先後到場干涉,抓捕了部分學生,但是運動仍然持續。

這股學生運動的熱潮從北京傳到了全國各地,也從學生擴散到各階層民眾之中。廣州、上海、天津等地的學生在當地遊行,而市民、工商業者也以遊行、罷工等形式加入抗議運動。

曾任袁世凱政府工商總長的著名企業家張謇給徐世昌、段祺瑞等官員發了電報,說政府應該考慮怎樣解決外交失敗,而不是對付學生。割據地方的軍閥吳佩孚則聯合湖南各派將領發表通電,希望政府聽取民意,堅持到底。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為營救被捕學生四處奔走,在7日學生被釋放之後辭職抗議。

北京、上海等地的商界以罷市、不納稅的形式向政府示威。甚至各地「花界」(合法營業的妓女)也表示要不忘國恥,抵制日貨,量力捐助。各地媒體大量報導運動詳情,擴大了愛國輿論陣地。

五四運動最終取得了勝利。6月28日,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合約上簽字。但雖然中國代表並未簽字,日本仍然霸佔了山東的權益。直到1922年,中日簽訂《解決山東懸案條約》,日本才將青島交還中國,但仍控制膠濟鐵路。但是,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一場偉大的思想啟蒙運動,喚醒了中國民眾對於民主的追求,對於中國命運的思考以及實際的參與,意義深遠。

sun 發表於 2018-3-26 22:53

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  
顧頡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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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4年又考人本科中國哲學系,中間因為生病及家中人死亡等原因,屢次休學,直到1920年才畢業。1919年5月4日,我正在家鄉養病,不在北京,因此沒有參加那天的游行。但五四運動前后我都在北京大學讀書,參加過新文化運動,因此,對那一時期北京大學的情況,多少了解一些。我的親身經歷使我深信:北大1919年成為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和指揮部,同蔡元培先生的辦學方針有密切關系。

  我考入北大的時候,聽說教育部曾請嚴復來當校長,他怕事煩不干﹔繼請章士釗當校長,他又因自己年輕,怕對付不了一班老教授,也不干。后來請了浙江的數學家何燏時來當校長,他干了不到一年,就被風潮趕跑了。此后一直由工科學長(相當於后來的工學院院長)胡仁源代理校長,沙灘的紅樓就是由他計劃建造起來的。1916年冬,北洋政府教育總長范源濂聘請蔡元培先生回國任北京大學校長。1917年初,蔡元培正式到任。他滿心想把法、德兩國的大學學風移到中國來。他辦校最大的一個願望就是學術自由、百家爭鳴。

  北京大學原名“京師大學堂”,辛亥革命后才改名北京大學。蔡元培先生來之前,校名改了,本質並無什麼變化,封建主義仍然佔統治地位。1913年我考人北大預科時,學校像個衙門,沒有多少學術氣氛。有的教師不學無術,一心隻想當官﹔有的教師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學問不大,架子卻不小﹔有的教師死守本分,不容許有新思想﹔當然也有好的,如教音韻學、文學批評(《文心雕龍》)的黃侃先生,教法律史的程樹德先生(他著有《九朝律考》),但不多見。學生們則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學生一年要花5000銀元﹔當然,這樣的豪富子弟數量不多,大約不過兩三人。至於一年花千把銀元的人就多了,少說也有好幾十。像我這樣一年從家裡隻能拿二三百銀元來上學的,就是窮學生了,在學校裡簡直沒有地位。一些有錢的學生,帶聽差、打麻將、吃花酒、捧名角,對讀書毫無興趣。那時的北大有一種壞現象:一些有錢的教師和學生,吃過晚飯后就坐洋車奔“八大胡同”(和平門外韓家潭一帶)。所以妓院中稱“兩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顧(“兩院”指參議院、眾議院,“一堂”指京師大學堂)。這種壞現象是從清末保留下來的。那時在學生中還流行一種壞風氣,就是“結十兄弟”。何謂“結十兄弟”?就是十個氣味相投的學生結拜作兄弟,畢業后大家鑽營作官誰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當科長、當秘書,撈個一官半職,“有福同享”。這個官如果是向軍閥或大官僚花錢買來的,那麼鑽營費由10人分攤。這樣的學校哪能出人才?隻能培養出一批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來長校之前,北大搞得烏煙瘴氣,哪裡像個什麼“最高學府”?我當時比較注意讀書,暇時看看京戲,就算是好學生了。

  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來北大,逐步使北大發生了巨大的、質的變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們排隊在門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禮,他一反以前歷任校長目中無人、不予理睬的慣例,脫下自己頭上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回鞠了一個躬,這就使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他到校不久,就向全校發表演說,倡導教育救國論,號召學生們踏踏實實地研究學問,不要追求當官。蔡先生自己雖然在前清中過舉人、進士,點過翰林,但他后來到歐洲德、法兩國留學,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他一到任,就著手採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學的教育方針和制度,來代替北京大學那一套封建主義的腐朽東西。他最注意的是文科,認為文科的任務是該用新思想代替舊思想的。他到校之后就斷然聘請《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當文科學長(相當於文學院院長),以后還陸續聘請了一批有真才實學和有新思想、希望改變舊社會的人來任教。

  我在1917年的日記中曾經記敘當時的蔡先生:

  其一:“蔡孑民先生來長吾校,銳意圖新,將以農、工、商三科與原有的專科學校合並,大學本干,獨留文、理、法三科,文科在沙灘,理科在景山東街,法科在北河沿,對於哲學門尤為注重。文科學長自夏仲彝去,改聘《新青年》雜志主編陳獨秀。”(2月)

  其二:“先生之為人,誠實懇摯,無絲毫虛偽。……其言訥訥也,如不能出諸口﹔然至討論學理之時,則又滔滔不絕。”(8月)

  蔡先生的辦學方針是“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他提倡學術民主,主張不論什麼學派,隻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應允許其存在﹔不同主張的教員,無分新舊,應允許其自由講學,讓學生自由進行鑒別和選擇。五四運動前夕,蔡元培和林琴南曾經發生過一次有名的公開辯論,轟動了全國。林寫信給蔡,攻擊蔡主辦北京大學以來“覆孔孟,鏟倫常”,“盡廢古書,引用土語為文學”。蔡於1919年3月18日寫了一封公開信答復林琴南,闡明了自己的辦學方針:

  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有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為罪人者,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艷之詩詞,以納妾挾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比如:公曾譯有《茶花女》、《迦茵小傳》……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使有人詆公為以此事小說體裁講文學,以挾妓奸通爭有夫之婦講倫理者,寧值一筆歟?

  在蔡先生這種辦學方針指引下,那時北大不但聘請左派和激進派人士李大釗、陳獨秀當教授,請西服革履的章士釗、胡適當教授,還聘身穿馬褂、拖著一條長辮的復辟派人物辜鴻銘來教英國文學,甚至連贊助袁世凱稱帝和籌安會發起人之一的劉師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壇。蔡先生主校以后,許多學者名流來到北大,一時人才雲集,面目一新。像魯迅(周樹人,教中國小說史)、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教新文學)等,都來到北大教書。李大釗、陳獨秀和他們一起,高舉科學與民主的旗幟,與封建主義思想文化展開斗爭,為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開拓了前進的道路。

  蔡元培為了貫徹自己的辦學方針,還採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例如,在他的提倡下,學校成立了各種學會(最有名的有“少年中國學會”,由李大釗、鄧中夏主持)、社團(如《新潮社》等)、研究會(如“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新聞研究會”、“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等),還有“靜坐會”等體育組織。蔡先生還親自主持成立了一個“進德會”,師生都可人會,條件是:不嫖、不賭、不娶妾。學校還開音樂會,辦體育運動會,允許成立學生自治會。總之,是要努力把學生的注意力引導到研究學問、研究大事上來,讓學生有正當的文體活動,有健康的、高尚的愛好和情操。因為各類學術政治團體紛紛成立,校內經常舉辦講演會、辯論會,思考和討論之風盛行,師生都活躍了起來。無論在教師還是學生中,都有左、中、右,有共產主義者、三民主義者、國家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有立憲派,甚至有帝制派、復古派(如中文系裡的“國故派”),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從那以后,學生們打麻將、吃花酒的越來越少,研究學問和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越來越多。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北大名副其實地成了國內首屈一指的高等學府了。

  蔡先生當時聲望很高,但不輕視青年人。記得我當時作為一名學生,曾經向蔡提出:北大“中國哲學系”應改為“哲學系”,以便包括世界各國的哲學。蔡先生不因人廢言,接受了我這個青年人的建議,后來就在北大成立了“哲學系”,講授中國以及世界各國的哲學史和哲學流派。另一個例子:梁漱溟比我小半歲,投考北大未被錄取,他在《東方雜志》發表了一篇講佛教哲學的文章,蔡先生看了認為是“一家之言”,就破格請梁漱溟來北大任教,講印度哲學。

  蔡先生當校長期間做的最駭人聽聞的事是開放女禁。那時有一個勇敢的女生王蘭(王昆侖的姐姐)向蔡先生請求入學,蔡就讓她到北大當了旁聽生。這件觸動了封建主義神經末梢的小事,當時轟動了全北大、全北京。此后招生時,就允許女生和男生一樣地應考了。

  那時,由陳獨秀等主編的《新青年》辦得非常吸引人,暢銷全國,李大釗同志等在《新青年》上發表了許多文章,為五四運動作了思想准備。我們學生組織了“新潮社”,由“新潮社”辦了一個雜志,名叫《新潮》,與《新青年》相呼應。《新潮》的影響也很大,一出版即在一星期內銷完,以致再版和三版。那年頭,辦雜志要賠錢,我們通過文科學長陳獨秀向蔡元培先生請求幫助,蔡就決定由教育經費撥款支持辦了這個刊物。我參加了《新潮》的發起和編輯工作。創刊時,主編是傅斯年。1919年底,傅斯年出國留學,由羅家倫主編。第二年,羅出國,由我接編。我辦了三期,因為北洋軍閥政府不發學校經費,學校便不能再給補貼,經費不足﹔再加上印了不少《新潮叢書》一時賣不出去,積壓了資金,才辦不下去,停了刊。先后參加過《新潮》編輯工作的還有孫伏園、俞平伯、周作人、康白情、何思源等。《新潮》停刊后,當時主管行政財務的干事李小峰,把《新潮叢書》擺在家門口的地攤上賣,大概賣了不少錢。后來他開了一家書店,取北京大學和《新潮》雜志的前一個字,叫“北新書店”。

  北京大學的變化影響到了北京其他一些高等院校。如北高師、女師、法政專門、俄文專修、高工、高農等,也仿效北大的樣子,成立了一些社團組織,有時還和北大合搞一些活動。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校5000名學生游行示威,有32名學生被捕,關在北河沿,其中北京大學就有20名。蔡元培先生本人雖然在五四當天沒有參加游行,但他的同情是在學生一邊的。他曾經以北大校長的名義營救被捕者,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反動政府釋放被捕的學生。五四運動得到廣大的工人、商人、學生的擁護,他們舉行罷工、罷市、罷課以示支持。北洋軍閥的頭頭們害怕弄得不可收拾,過幾天就把抓去的學生釋放了。

  蔡元培先生在當時的情況下能有這樣開明的態度,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礎的。1919年2月,他曾經發表過一篇題為《勞工神聖》的講演(載《新潮》第一卷第二號),這篇講演頗能代表他的思想,特抄錄於下:

  諸君!此次世界大戰爭,協約國竟得最后勝利,可以消滅種種黑暗的主義,發展種種光明的主義。我昨日曾經說過,可見此次戰爭的價值了。但是我們四萬萬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國的十五萬華工,還有什麼人?

  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呵!

  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智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教員、著作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聖!我們不要羨慕那憑借遺產的紈褲兒,不要羨慕那領干修的咨議顧問,不要羨慕那出售選舉票的議員。他們雖然奢侈點,但是良心上不及我們的平安多了。我們要認識我們的價值!勞工神聖!

  固然蔡先生有勇氣,同學們也有勇氣,可是北洋軍閥的勢力也很大。5月4日學生游行示威之后,段祺瑞的有力助手、陸軍次長徐樹錚就命令他的部隊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對准北大示威。在這樣嚴酷的壓迫下,蔡先生隻好剃掉了留長的胡子,混上了火車,又到了歐洲,校務由他的秘書長蔣夢麟維持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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