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 FINANCE's Archiver

sun 發表於 2017-12-29 21:05

特朗普攪局 聯儲局新舵手頭痛 斯蒂格利茨

信報財經月刊
P130-131  |   環球財經  |   By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        2017-12-01
        標示關鍵字        標示關鍵詞並按此開始搜索

特朗普攪局 聯儲局新舵手頭痛       

美國總統的其中一項重要權力就是任命各個機構的成員和負責人,而這些機構不僅負責執行國家的法律法規,在許多情況下還要管理經濟。在這方面也許沒有哪個機構比聯儲局更重要了。

但特朗普總統卻在行使這項權力方面打破了一個可以追溯到將近半個世紀前的悠久模式,即總統會(站在非黨派立場上)重新任命聯儲局主席,取代表現良好的現任主席耶倫(Janet Yellen)。在前幾年那段特別艱難的時期,可能沒有哪個主席比耶倫做得更好了。

在兩位前任因為玩忽職守而積累了巨量風險(以及大規模欺詐行為)從而令聯儲局顏面掃地之後,是耶倫挽回了聯儲局的聲譽。是她以冷靜平衡的手段在一個以多種經濟哲學並存著稱的聯邦儲備委員會中孕育了廣泛共識,是她在狡詐的共和黨人誇大赤字風險導致財政政策受到不必要限制時帶領經濟實現了緩慢復甦。共和黨在財政方針一致性方面的膚淺承諾如今已經露出馬腳,因為他們主張大幅削減企業和巨富階層的稅收,而這將導致在未來十年內增加一萬億美元的赤字。

從不避諱利益衝突的特朗普擁有一種無以名狀的本能去接納那些對他個人有利的經濟政策──比如提議中的減稅。他意識到極端主義者會提高利率,而這顯然是任何房地產開發商的噩夢。

當特朗普所屬黨派中的很多人都推崇一名極端主義者時,他卻選擇了一位溫和派。特朗普還以另一種方式打破了先例:他沒有選擇一位經濟學家。聯儲局將在回復到更為常規化政策的未來五年間面臨巨大的挑戰。由於資產價格經歷了重大「修正」,利率上升可能引發市場動盪。許多人都預計未來五年經濟將出現大幅下挫,否則我們將經歷一場近乎前所未有的十年半擴張。儘管在過去的十年裏聯儲局的政策工具包已經極大豐富,但面對聯儲局的低利率以及龐大資產負債表(還有萬一特朗普成功實現減稅後大幅增加的債務),即使是最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也會相當頭痛。

貨幣政策去政治化是大勢所趨

最重要的是,一直以來民主共和兩黨都在努力推行貨幣政策的去政治化。聯儲局因為手握貨幣供應權而坐擁巨大的經濟力量,而這種力量也極易被濫用於某些政治目的──比如在短期內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但在這個法定貨幣的世界裏(中央銀行可以隨意印製鈔票),一但各界對央行失去信心就會削弱長期的經濟表現,因為大家在某種程度上都擔心通貨膨脹。

即使不存在直接的政治化,聯儲局也總是面臨着華爾街的「認知俘獲(cognitive capture)」問題,在格林斯潘和伯南克主政時就是如此。後果現在我們都知道了:近3/4個世紀以來的最嚴重危機,只有靠政府大規模干預才有所緩解。

然而不知何故,特朗普政府似乎已經忘記了不到十年前發生的事情。如何解釋其試圖廢除旨在防範下一場金融危機的《多德? 弗蘭克法案》?華爾街以外的共識是《多德? 弗蘭克法案》還不夠嚴格。過度風險承擔和金融掠奪行為仍然存在(比如有關次級汽車貸款金額不斷增長的報道)。在最近一起更為隱蔽的瀆職行為中,美國富國銀行的職員竟然在客戶不知情的情況下直接為後者開立賬戶,並以此收取額外的費用。

作為一名商人的特朗普對這類不道德做法並不陌生,當然也毫不介意。幸運的是,他選擇的下一任聯儲局主席傑羅姆.鮑威爾(Jerome Powell)似乎對精心設計金融監管規則的重要性表示認同。

但是聯儲局的政治化應該被視為特朗普與「行政國家」做鬥爭的一部分,「行政國家」這個詞是特朗普前首席戰略家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提出來的。而這場鬥爭反過來應該被看作是一場更大範圍戰爭的一部分──也就是要反對啟蒙運動留下的科學,民主治理和法治遺產。堅持這一傳統需要聘用專業人才,並像康奈爾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愛德華.斯蒂格利茨(Edward Stiglitz)所強調的那樣創造對公共機構的信任感。

每隔那麼幾天,特朗普都會對美國的社會結構動些手腳並激發本已深刻的社會和黨派分歧。而當前最為明顯的危險是,這個國家愈來愈習慣於特朗普的出格行為並將其視之為「正常」。七十多年來,美國一直在奮力(當然往往是斷斷續續地)兌現其宣揚的價值觀,對抗各種形式的偏見,法西斯主義和本土主義。可如今的美國總統卻是一名厭惡女性的種族排外主義者,而他所推行的政策則體現出了對人權事業的極端蔑視。

人們可以選擇贊成或不贊成共和黨的稅收建議,醫療保健「改革」(無視數千萬可能失去保險的人)以及放鬆金融管制的承諾(將2008年危機的後果拋諸腦後)。雖然聯儲局眼下看似比較安全,可與特朗普攻擊美國最為珍視的制度和價值觀所造成的嚴重政治和社會風險相比,這個議程可能帶來的任何經濟利益都會顯得極為蒼白。(Project Syndicate)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作者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羅斯福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他的最新著作是《歐羅:一個共同貨幣是如何威脅歐洲的未來的》(The Euro: How a Common Currency Threatens the Future of Europe )。

sun 發表於 2017-12-29 21:08

信報財經新聞
B06  |   專家之言  |   博集先機  |   By Joseph E. Stiglitz        2017-11-11
        標示關鍵字        標示關鍵詞並按此開始搜索

特朗普拿下聯儲局 ?       

美國總統的其中一項重要權力就是任命各個機構的成員和負責人,而這些機構不僅負責執行國家的法律法規,在許多情況下還要管理經濟。而在這方面也許沒有哪個機構比聯儲局更重要。但特朗普卻在行使這項權力方面,打破了一個可以追溯到將近半個世紀前的悠久模式,即總統會重新任命表現良好的現任聯儲局主席。

在前幾年那段特別艱難的時期,可能沒有哪個主席比耶倫做得更好了。兩位前任因為怠忽職守而積累了巨量風險,從而令聯儲局顏面掃地之後,是耶倫挽回了聯儲局的聲譽。

她以冷靜平衡的手段,在一個以多種經濟哲學並存著稱的聯邦儲備委員會中孕育了廣泛共識,是她在狡詐的共和黨人誇大赤字風險導致財政政策受到不必要限制時帶領經濟實現了緩慢復甦。共和黨在財政方針一致性方面的膚淺承諾如今已經露出馬腳,因為他們主張大幅削減企業和巨富階層的稅收,而這將導致在未來十年內增加一萬億美元的赤字。

平心而論,當特朗普所屬黨派中的很多人都推崇一名極端主義者時,他卻選擇了一位溫和派。從不避諱利益衝突的特朗普擁有一種無以名狀的本能去接納那些對他個人有利的經濟政策──比如提議中的減稅。他意識到極端主義者會提高利率,而這顯然是任何房地產開發商的噩夢。

破先例未選擇經濟學家

特朗普還以另一種方式打破了先例:他沒有選擇一位經濟學家,聯儲局將在回復到更為常規化政策的未來5年間面臨巨大的挑戰。由於資產價格經歷了重大「修正」,利率上升可能引發市場動盪。許多人都預計未來5年將出現大幅下挫;否則經濟就將經歷一場近乎前所未有的10年半擴張。

儘管在過去的10年裏聯儲局的政策工具包已經極大豐富,但面對聯儲局的低利率以及龐大資產負債表(還有萬一特朗普成功實現減稅後大幅增加的債務),即使是最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也會相當頭痛。

最重要的是,一直以來民主共和兩黨(以及全球)都在努力推行貨幣政策的去政治化。聯儲局因為手握貨幣供應權而坐擁巨大的經濟力量,而這種力量也極易被濫用於某些政治目的──比如在短期內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但在這個法定貨幣的世界裏(中央銀行可以隨意印製鈔票),一旦各界對央行失去信心就會削弱長期的經濟表現,因為大家在某種程度上都擔心通貨膨脹。

即使不存在直接的政治化,聯儲局也總是面臨着華爾街的「認知俘獲(cognitive capture)」問題,在格林斯平和貝南奇主政時就是如此。後果現在我們都知道了:近大半個世紀以來的最嚴重危機,只有靠政府大規模干預有所緩解。

然而不知何故,特朗普政府似乎已經忘記了不到10年前發生的事情。如何解釋其試圖撤銷旨在防範下一場危機的2010年《金融改革法案》(Dodd-Frank Act)監管改革的做法?華爾街以外的共識是《金融改革法案》還是不夠嚴格。過度風險承擔和金融掠奪行為仍然存在,(比如有關次級汽車貸款金額不斷增長的報道)。在最近一起更為隱蔽的瀆職行為中,美國富國銀行的職員竟然在客戶不知情的情況下,直接為後者開立賬戶,並以此收取額外的費用。

作為一名商人的特朗普對這類不道德做法並不陌生,當然也毫不介意。幸運的是,他選擇的下一人聯儲局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似乎對精心設計金融監管規則的重要性表示認同。

但是聯儲局的政治化應該被視為特朗普與他的前首席戰略家班農(Steve Bannon)所稱的「行政國家」做鬥爭的另一部分。而這場鬥爭反過來應該被看作是一場更大範圍戰爭的一部分──也就是要反對啟蒙運動留下的科學,民主治理和法治遺產。堅持這一傳統需要聘用專業人才,並像康奈爾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斯蒂格利茨(Edward Stiglitz)所強調的那樣創造對公共機構的信任感。如今大量的研究都表明認為一個社會在缺乏這類信任的情況下會運行得更糟。

將出格行為看成「正常」

每隔幾天,特朗普都會對美國的社會結構動些手腳並激發本已深刻的社會和黨派分歧。而當前最為明顯的危險是,這個國家愈來愈習慣於特朗普的出格行為並將其視之為「正常」。

七十多年來,美國一直在奮力(當然往往是斷斷續續地)兌現其宣揚的價值觀,對抗各種形式的偏見,法西斯主義和本土主義。可如今的美國總統卻是一名厭惡女性的種族排外主義者,而他所推行的政策則體現出了對人權事業的極端蔑視。

人們可以選擇贊成或不贊成共和黨的稅收建議,醫療保健「改革」(無視數千萬可能失去保險的人)以及放鬆金融管制的承諾(將2008年危機的後果拋諸腦後)。但雖然聯儲局眼下看似比較安全,可與特朗普攻擊美國最為珍視的制度和價值觀所造成的嚴重政治和社會風險相比,這個議程可能帶來的任何經濟利益都會顯得極為蒼白。

作者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羅斯福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他的最新著作是The Euro: How a Common Currency Threatens the Future of Europe。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7.

[url]www.project-syndicate.org[/url]

#Joseph E. Stiglitz #專家之言 #博集先機 - 特朗普拿下聯儲局 ?

sun 發表於 2017-12-29 21:10

環球時報
05  |   經濟訪談  |   By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2017-03-25
        標示關鍵字        標示關鍵詞並按此開始搜索

諾獎得主:全球化蒙受了不白之冤       

(本文未經吳敬璉先生本人審核)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世界經濟增長與脫貧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二戰後建立的全球經濟秩序,包括佈雷頓森林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全球化發揮了非常巨大的作用。雖然反對全球化的舉措一直存在,如反傾銷稅等,但今天,全球化受到更多質疑,原因何在?

美國政府一直告訴人們,出口能創造就業。但當我作為克林頓總統顧問時,我希望他們不要再倡導這樣的說法。因為按照這個邏輯,如果出口能創造就業,那麼進口就會毀壞就業。這就意味著,貿易協定將導致在一些領域,工作損失要比工作增加更明顯。尤其在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似乎證據非常明顯。而事實真相是,貿易其實不是關於就業的,更多是關於生活水平的;就業是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責任,與國家的經濟發展有關。不過,我的建議並沒有被採納。

2000年以來,中國的人均GDP增加了8倍,而美國經濟並沒有如人們預期的那麼好。2001年美國經濟開始衰退,2008年又遭遇一輪衰退,這期間美國失業率更高、工資更低。90%的美國底層民衆的收入是停滯的。全職男性工人收入的中位數比之前更低。美國金融市場的混亂進一步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壓力、不安全感、收入不平等已經體現在人們的壽命上。2015年,美國人的平均壽命有史以來第一次開始下降。當然,來自于外部的全球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更多是因為美國在很多商業領域中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在政府承諾的就業創造和實際的就業數據之間存在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在美國工人看來,這更多是全球化的錯。所以,他們會說,你讓我響應全球化,我無法接受。

很多人認為,全球化本應該可以改善每個人的福祉,這種論調是基於水漲船高的概念,但是很遺憾,這種想法從來就沒有經濟的證據(或者理論的支持)。這裡面有兩個錯誤:錯誤一:我們高估了全球化的好處。錯誤二:我們低估了全球化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開放貿易帶來的風險、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競爭不完美帶來的壟斷等。如果你做得不好,貿易開放可能會在一些市場形成某種力量的壟斷。比如,非洲政府不允許沃爾瑪進入非洲地區,就有這種擔心。

因此,歐美一些政客就利用了全球化的不利之處,宣揚“新保護主義”,但實際上,“新保護主義”並不是最終的解決方案,反而會造成更多失業。因為全球的供應鏈已經建立,而且非常高效,如果你打破這種全球供應鏈,肯定會產生極大代價。“新保護主義”實際上違反了法制的基本原則,會在全球層面上引起不確定性。

針對全球化帶來的問題,應該用更好的社會保障體系來應對,更好地進行管理,促進世界經濟可持續的、公平的增長。注意,保障體系並非保護主義,因為市場對很多風險沒有辦法提供完全的保護。我們現在正處在歷史的緊要關頭,全球的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秩序在21世紀將會有所不同,尤其與二戰之後創建的體系相比。新秩序將導致多極世界,“新保護主義”進一步增加了這一變化的緊迫性。如果我們能做好,21世紀的全球化將進一步支持各國的增長以及世界各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貿易是一種正向的、多邊的遊戲,而非雙邊的零和遊戲。對中國而言,建議首先還是要遵守國際規則,繼續考慮下一步怎樣加強與美國在一些領域的合作。中國還應填補美國退出的某些領域的真空,需要以更多變的形式參與有美國參與的領域。中國要利用起這樣的機會進一步促進自身經濟轉型。▲(本文作者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界銀行前副總裁。本文根據斯蒂格利茨在“清華五道口全球名師大講堂”上的演講及採訪整理)

sun 發表於 2017-12-29 21:11

聯合早報 (新加坡)
22  |   言論  |   By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        2017-01-23
        標示關鍵字        標示關鍵詞並按此開始搜索

特朗普的不確定性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

每年1月,我都會嘗試對未來一年作出預測。經濟預測是件極為困難的事情;以至於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總統曾要求手下給他找一位獨臂經濟學家,這樣此人就無法模棱兩可地說“另一方面(on the other hand)”了,但一直以來我的預測還是靠譜的。

這幾年來我正確地預見到,在缺乏更強有力財政刺激政策(在歐洲或美國都一樣)的情況下,2008年大衰退的複蘇進程將較為緩慢。同時我的預測更多地依賴對基本經濟力量的分析,而非複雜的經濟計量模型。

例如在2016年初,很顯然在過去幾年中呈現的全球總需求不足,將不大可能出現巨大改變。 因此我認為那些相信會實現強勁複蘇的預測者是過於樂觀了,最終實際的經濟發展也與我的預測一致。

2016年的政治事件也是如此。多年來我一直指出,除非在全球許多國家(尤其是美國)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問題得到解決,否則必將產生某些政治後果。但不平等狀況依然持續惡化,令人震驚的數據顯示,美國的預期平均壽命正在下降 。

正如安娜·凱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頓 (Angus Deaton)的一項研究表明:美國大部分人口的預期壽命都在下降,包括所謂北部老工業區的憤怒居民們。

而由於90%的底層人士收入增長已經停滯了將近三分之一個世紀(且其中很大比例都出現了下滑),醫療數據清晰明白地證實了美國大部分地區處境不妙。但美國可能處於這種趨勢的極端,其他地方的情況會好一點。

但如果這似乎必然預示著某些政治後果,那麼其形式和時間就不那麼明顯了。為什麼美國的下行會在經濟恢複期出現,而不是更為提前?為何這會表現為政治右傾?畢竟正是共和黨人拒絕援助那些因他們全力推動全球化而失業的人們,是共和黨人否決在26個州擴大醫療補助,從而拒絕為底層的人提供醫療保險。為什麼一個依靠占他人便宜來謀生,公開承認並未支付合理份額稅收,並以避稅為榮的人會成為大選最終贏家?

唐納德·特朗普抓住了這個時代的情緒:境況不佳,許多選民都想來點改變。但如今他們會意識到真相:再也沒有什麼常態可言,但也不會存在更多的不確定性。特朗普將實施何種政策仍然是未知數,更遑論哪些政策將會成功,或者後果將是什麼了。

特朗普似乎拼命想發起一場貿易戰 。那麼中國和墨西哥將如何應對?特朗普清楚知道他的提議會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但他估計也明白世貿組織需要很長時間來推翻這一做法,到那時候美國的貿易賬戶可能早就實現重新平衡了。

但這個博弈可是雙方面的:中國也可以採取類似但更為隱秘微妙的行動。那麼如果真爆發一場貿易戰的話,將會出現何種狀況?

特朗普可能覺得自己有把握能贏,畢竟中國對向美國出口的依賴要強于美國對中國出口,這是美國的優勢。但貿易戰可不是一場此消彼長的零和遊戲,美國也會輸。中國的報復可能更具針對性,足以對美國造成嚴重的政治壓力。而中國人可能比美國人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來應對對方施加的危機。大家都在猜測誰的承受能力更強:是普通民衆在泥潭里長期掙扎的美國?還是即便在困難時期也得以實現超過6%增長的中國?

更宏觀地看來,共和黨╱特朗普的議程,其稅收削減甚至比標準的共和黨方案更為偏袒富人,這意味著這些政策都是基於涓滴繁榮(富人多賺錢消費,從而讓窮人有工作)的理念,也是里根時代供給側經濟學政策的延續,但這一政策從未奏效過。惹火的言論或者半夜三點在推特上發表的胡言亂語,至少能在一段時間內,安撫那些被裡根革命所拋棄的憤世者。但這能維持多久呢?隨後又會是何種狀況?

特朗普可能喜歡顛覆常規的經濟學法則,因為他樂於奉行自己那一套巫術經濟學(voodoo economics),但這是行不通的。而隨著美國這個全球最大經濟體在2017年及以後的年月進入一片未知的政治水域,除了指出一些顯而易見的事實之外,任何人類的預測都是不智的:這片水域幾乎肯定會激起風浪,而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預測專家的航船也將隨之傾覆沉沒。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斯福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他的最新著作是《歐元:一個共同貨幣如何威脅了歐洲的未來》(The Euro: How a Common Currency Threatens the Future of Europe) 英文原題:Trumpian Uncertainty版權所有: Project Syndicate, 2017

sun 發表於 2017-12-29 21:12

信報財經月刊
P018-019  |   封面專題  |   By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2017-01-01
        標示關鍵字        標示關鍵詞並按此開始搜索

經濟政策前後不一謊言媲美納粹德國       

隨着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陸續任命內閣,我們可以從中窺探出特朗普政府經濟政策具未來的方向和影響。平心而論,一切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和諸多其他領域一樣,特朗普的經濟政策承諾和陳述前後不一,他總是指摘別人撒謊,其經濟主張、承諾和治國理念可以與納粹德國的「大謊言」宣傳家相媲美。

特朗普與獨裁者組聯盟

特朗普將接手一個處於強勁上升趨勢的經濟,美國去年第三季度GDP增長年率達到了3.2%,11月失業率僅為4.6%。相比2009 年奧巴馬總統開始執政時,小布殊留給他的是一個滑向深度衰退的經濟。與布殊一樣,特朗普是又一位輸掉普選仍然當選的總統,只能裝作有權採取極端政策的樣子。

特朗普要想兌現他的承諾:提高基礎設施和國防支出,同時大規模減稅和降低赤字,只能大量使用所謂的「巫毒經濟學(voodooeconomics,即指以生產製造去創造經濟繁榮)」。政府已經「減肥」了幾十年,如今減無可減:聯邦政府就業佔總人口的百分比只有15%,比30 年前列根總統的小政府時代(約16%)還要低。

眾多前軍官進入特朗普內閣或出任顧問,這樣看來,儘管特朗普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關係密切,並與全球獨裁者和極權者結成非正式聯盟,但美國仍會因為那些「不可能不存在的敵人」身上大灑金錢,添置武器。如果特朗普的衞生部長成功地撤銷奧巴馬醫保(Obamacare)法案,那麼要麼醫療成本上升,要麼醫療服務品質下降,甚或兩者會同時發生。

競選期間,特朗普承諾要對將美國就業外包的企業高層採取強硬態度。如今,他表示自己「成功爭取」冷氣機製造商開利(Carrier)保留在印第安那州的800 個工作崗位,並當成自己的政績。不過這一協定將讓納稅人花費700 萬美元,而且開利公司仍會將1300 個工作崗位外包給墨西哥。這絕非可靠的產業或經濟政策,並且無助於在全國範圍提高工資或創造優質的就業機會;反而是大開政府之門, 揖公司高層之盜。

所謂增加基礎設施支出很可能只是提供稅務優惠,但這只有助對沖基金,而無助於美國資產負債表。這些專案的長期歷史記錄表明,它們基本上不具有資金價值。在政府可以以近零利率的情況下借貸,不過風險將會由公眾負擔。如果這些公私合作專案和其他地區別無二致,那麼政府將承擔風險,而對沖基金將獲得利潤。

關於「萬事俱備」(shovelready)的基礎設施的爭論發生在8 年前,如果特朗普選擇萬事俱備項目,對生產率的長期影響將微乎其微;如果他選擇真正的基礎設施項目,對經濟增長的短期影響將微乎其微。而後置(back-loaded)刺激有其自身的問題,除非能夠非常謹慎地進行管理。

經濟增長難填補稅收減少

如果特朗普的美國財政部長提名人選、前高盛公司高層、資深對沖基金人士姆努欽(StevenMnuchin)與他的同行一樣,那麼隨他上位的專長將是避稅,而不是設計合理的稅收制度。不過,好消息是稅收改革勢在必行,並且很可能由眾議長萊恩(Paul Ryan)和他的團隊執行。為富人制定累進性較低、對資本較友好的稅制,這是共和黨長期追求的目標。共和黨將通過廢除房產稅最終實現他們的企圖──建立一個富人統治的王朝,這與該黨曾經廣為宣傳的「機會平等」口號完全是南轅北轍。

大規模減稅和增加開支勢必導致大規模赤字。要將這一邏輯與特朗普降低赤字的承諾相容,有可能需要回歸列根時代的魔法思維:富人減稅給經濟帶來的刺激將足以大到讓稅收收入能夠有所上升(儘管幾十年來的事實卻是正好相反)。

這個故事對於支持特朗普的憤怒鏽帶(Rustbelt意指美國東北部製造業地區,因明尼蘇達的鋼鐵產品而得名) 失業選民可不是什麼美好回憶:錯亂的預算政策將讓聯儲局更快地實施利率正常化。一些人着眼於通脹抬頭(考慮到低失業率);一些人認為長時間極低利率已扭曲了資本市場;一些人則希望經濟保持緩慢增長,令聯儲局維持低利率以「補充彈藥」。

特朗普比最差總統更差

特朗普指出,聯儲局應該提高利率。從2015 年12 月邁出正常化第一步後,聯儲局幾乎肯定會照辦。而特朗普將很快為他所想要的東西後悔。很有可能,貨幣收縮的影響將壓倒財政刺激,讓目前已經上路的經濟增長熄火。提高利率將可能令就業崗位減少、令美元升值,導致更大的貿易赤字和更少的製造業崗位,正好與特朗普的承諾相反。與此同時,他的稅收政策給中產階級和工作家庭的收益有限,並且不如醫療、教育和社會計劃被削減所造成的損失大。

如果特朗普發動貿易戰,比如,通過向中國進口品徵收45%的關稅以及在美墨邊境築牆的承諾,那麼對經濟的影響將更加嚴重。特朗普的億萬富翁內閣可以繼續買Gucci名牌手袋和特朗普女兒Ivanka旗下的名貴珠寶品牌,但普通美國人的生活成本將大幅上升;而失去了來自墨西哥和其他地方的零部件,製造業崗位將變得更加稀缺。誠然,隨着特朗普重新填補被他清理過的門戶,仍然會有一些就業崗位創造出來──主要是坐落華盛頓K街沿線的游說集團的崗位。事實上,美國的司法腐敗可能已經嚴重到了自上世紀二十年代哈定總統(Warren G. Harding)時代以來從未見過的程度(編按:哈定因為無所作為,常常在白宮內打啤牌而被評為美國史上最差的總統)。

而美國和世界目前真的看不到任何希望之光。特朗普上台對美國經濟和工人固然是個壞消息,其氣候變化、人權、媒體和確保和平與穩定的政策對所有人的傷害也一樣深遠。文章來源:ProjectSyndicate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現為哥倫比亞大學大學教授、羅斯福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他最近着有《歐元》。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sun 發表於 2017-12-29 21:13

信報財經新聞
B11  |   財富管理  |   博集先機  |   By 斯蒂格利茨        2016-10-17
        標示關鍵字        標示關鍵詞並按此開始搜索

美選民為何要揀特朗普       

在最近數周的環球訪問行程中,人們總會問我兩個問題:唐納德.特朗普會否贏得美國總統大選?他的競選之路為何能走到今天?

對於第一個問題,雖然預測政治比預測經濟更困難,但希拉莉.克林頓的勝算原本是極高的。然而兩人的支持率竟能如此接近則令人費解:希拉莉是美國最具資格且準備最充分的總統候選人之一,而特朗普卻是最不夠格且參選最倉卒的人之一。此外,儘管特朗普出眾及許多出格言行,但其選舉之路卻依然繼續,要是在過去他早就走不下去了。

為什麼美國人願意去玩這麼一場特朗普可能擁有六分一勝選機會的俄羅斯輪盤死亡遊戲?美國以外的人都想知道答案,因為雖然他們無從左右大選,但這一結果卻會影響他們。

這就為我們帶來了第二個問題:美國共和黨為什麼提名一位連黨內領袖都表示反對的候選人?

很明顯,眾多因素幫助特朗普擊敗另外16位共和黨主要挑戰者。比如個性就很重要,有些人似乎對特朗普在電視真人秀中展現的個人形象非常受用。

但幾個基本因素似乎也促成了兩位候選人勢均力敵的狀況。首先,許多美國人在經濟上確實比他們在四分一個世紀前更為窘迫。全職男性僱員的收入中位數低於42年前的水準,而對於那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來說,找到一份能拿到足額工資的全職工作也愈來愈難了。

工資仍停留60年前水平

事實上,那些位處收入分配底部群體的實際(扣除通脹因素後)工資依然停留在約60年前的水平。因此當特朗普指出經濟狀況不斷惡化的時候,他立刻就能找到了一個龐大的聽眾群體。但問題在於特朗普對於這一癥結的診斷和開出的處方都是錯誤的。美國經濟作為一個整體在過去六十年中表現良好:GDP增長了近六倍。只是在大規模減稅政策之下這些增長成果落到了位於收入金字塔頂端的一批人手裏──比如特朗普,而他還會將此繼續延伸和深化下去。

與此同時,政治領導人承諾的將惠及所有人的改革──例如貿易和金融自由化──卻未能兌現,甚至遙遙無期。於是那些生活水準陷入停滯或衰退的人就會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美國的政治領導人要麼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要麼就是在說謊(或者兩者兼有)。

特朗普想把美國所有的問題都歸罪於貿易和移民,但這是不對的。即使貿易不走向自由化,美國也依然會面臨去工業化:由於生產力的增長超過了需求的增長,全球製造業的就業人數一直都是在下降的。

在那些貿易協定失效的領域,並不是美國遭到了交易夥伴的拋棄;而是因為美國的貿易議程被大企業利益所左右。美國企業的表現一直以來都很好,人們也致力於確保那些因受貿易協定影響而陷入困境的美國人可以分享發展收益,但這些努力卻遭到了共和黨人的長期阻撓。

因此,許多美國人感覺自己受到了超出他們控制之外的力量的衝擊,並導致了明顯不公平的結果。一直存在於人們心中的那種「美國是個充滿機會的熱土,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人活得更好」的願景也因此遭到了質疑 。對許多選民來說,全球金融危機可能是一個轉捩點:他們的政府營救了那些使美國陷入破產邊緣的富有銀行家,而似乎對失去工作和家園的數百萬普通美國人不管不理。該體系不僅產生了不公平的結果,而且似乎是故意被操縱去這樣做的。

對特朗普的支持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基於對政府失去信任而產生的廣泛憤怒。然而特朗普提出的政策會使情況變得更為糟糕。當然,他承諾施行的另一個版本的滴流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認為對富人減稅能增加富人消費支出,從而向下惠及其他階級的經濟理論)──幾乎對所有美國富裕階層和大企業都進一步削減稅負──將產生的結果肯定不會比上一次實施該政策時更好。

事實上,正如特朗普承諾的那樣發動針對中國、墨西哥和其他美國交易夥伴的貿易戰將令所有美國人更貧窮,並為解決如「伊斯蘭國」、恐怖主義及氣候變化等問題的全球合作製造新的障礙。使用本可投資於技術、教育或基礎設施的資金在美國和墨西哥之間建一堵牆就是一種兩敗俱傷的浪費資源方式。

美國政治精英們應該從此領會到兩個訊息。首先,在過去四十年中塑造了多項經濟政策的簡單化, 新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是存在嚴重誤導性的,而GDP的增長正是以不平等狀況的惡化為代價。滴流經濟學理論無論在過去還是將來都不會發生作用。市場不存在於真空中。通過重寫規則和重組市場,來為社會頂端階層造福的戴卓爾—列根「革命」極大地增加了不平等,但卻完全辜負了其促進增長的使命。

這就引出了第二個訊息:我們需要重寫經濟的規則,以確保普通公民能夠受益。任何無視這一教訓的美國和他國政治家將為此付出代價。變革意味着風險,但特朗普現象──以及歐洲出現的幾個類似的政治走向──揭示出如果不注意這一訊息將帶來的更大的風險:社會分裂,民主敗壞,經濟走弱。

作者英文名為Joseph E Stiglitz,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斯福研究所首席西經濟學家。他的最新著作是《歐羅:共同貨幣是如何威脅歐洲的未來的》。

Copyright:Project Syndicate, 2016

[url]www.project-syndicate.org[/url]

#斯蒂格利茨 #財富管理 #博集先機 - 美選民為何要揀特朗普

sun 發表於 2017-12-29 21:14

信報財經新聞
A22  |   EJ GLOBAL plus  |   EJ GLOBAL plus 軟硬中國  |   By 劉璟        2016-09-10
        標示關鍵字        標示關鍵詞並按此開始搜索

社會分化背後金權結構       

立法會選舉結果塵埃落定,除了非建制陣營保住政改否決權之外,最明顯的變化是兩個對立陣營均有諸多新人進入立法會。民主黨、公民黨老將主動交棒,讓鄺俊宇、譚文豪等新人順利當選;首次參選的本土自決派更踢走黃毓民、李卓人等泛民老將,一舉拿下6席。建制陣營中,傳統左派工聯會和走中間路線的自由黨被棄,新民黨容海恩和民建聯周浩鼎兩名無往績的新人卻得到力保,成為「西環新貴」。這一輪政治板塊挪移,反映不論是選民還是西環,都期待用新生力量打開傳統政治悶局。

伴隨近幾個月的選舉,我看完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中譯名《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

建制更聽命 本土無底線

對照香港近十年來政經格局的變化,此書對社會分化原因的剖析,頗有啟發。斯蒂格利茨描述了美國如今的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制度如何服務於最上層1%的人,不斷製造危機波及社會中低層;深層原因是因為頂層權錢交易。政治議程是講求投資回報率的一項投資,「One Person One Vote」的民主體制已漸趨「One Dollar One Vote」。過去30年來,「新自由主義」的許諾通通都落空了,反覆出現的政經危機,給了更為虛妄的民粹主義生長空間。

香港奉行的私營化、政府服務外判、財政緊縮、低稅制、放鬆資本監管,以至堅拒規範標準工時或最高工時等,莫不是新自由主義的內容;然而卻是「教條」(斯蒂格利茨語)內容,因為政策背後所需的社會條件及配套是被抽空的。奉行新自由主義「教條」的後果,是利益固化、階層板結:壟斷資本主義大行其道,政府卻囿於新自由主義的「教條」,縮手縮腳將教育、醫療、福利開支一減再減;社會分化嚴重。在這種情況下,社會自然將矛盾根源指向操控着選舉的幕後力量──北京。

且不論功能界別這種赤裸裸的「One Dollar One Vote」制度,即使在地區直選當中,獲得西環支持的候選人明顯有着其他候選人難以比擬的龐大資源。今次退選的自由黨成員周永勤接受《端傳媒》採訪時描述「西環契仔」的拉票情況:「他想要贏的候選人,是可以全日從早到晚,所有屋邨、所有輕鐵站,全個新界西,大概每日差不多100個點,每個點6個人。你看他用多少人,用了多少錢?」的確,這種動員規模,實在無法讓人忽視背後金主的存在和目的。無論是哪一種主義、哪一種社會制度,金權結構的公義是社會分化的根源。用斯蒂格利茨的話──「Our political system is being warped by the influence of big money, and that the warping is getting worse as the wealth of a few grows ever larger. 」

香港政治的新格局注定撕裂:建制陣營中傳統的本土左派凋零,西環新貴與民建聯的新生代們對香港本土價值毫無眷戀;非建制陣營中泛民新人上場之餘,更有青年新政、香港眾志、土地正義聯盟、小麗民主教室和熱血公民這些激進政黨冒起,徹底告別老一輩泛民的大中華「統派」意識。從選舉結果來看,雖然建制派在功能組別幫助之下仍掌握立法會40席,然而在這次破紀錄的220萬票中,非建制所得明顯多於建制;提倡本土、自決或獨立的候選人合共取得近39萬票,更是反映了洶湧民意。未來的立法會現場,建制陣營更加聽命於西環,立場愈趨強硬;非建制陣營中激烈及無底線的「議會抗爭」一定更多。對於在悶局中快要窒息的香港人來說,這應該不是一件壞事。

劉璟_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講師

#劉璟 #EJ GLOBAL plus #EJ GLOBAL plus 軟硬中國 - 社會分化背後金權結構

sun 發表於 2017-12-29 21:15

信報財經月刊
P114-115  |   特別報告  |   By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2016-08-01
        標示關鍵字        標示關鍵詞並按此開始搜索

新自由主義失敗 脫歐的教訓       

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描述以「華盛頓共識」為準,其主要理念為壓縮財政赤字、貿易自由化、放鬆對外資限制、實施國有企業私有化等等。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認為:歐盟自成立以來一直秉持着新自由主義的信念,但它並未令歐盟居民遍享紅利,反而造成社會差距、貧富差距拉大。

消化「英國退出」公投的全部影響要耗費英國、歐洲和全世界很長時間。當然,影響最為深遠的後果是什麼,將取決於歐盟如何應對英國的退出。大部分人一開始認定歐盟不會「為了懲罰臉而割掉鼻子」:畢竟,友好離婚似乎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因為英國和歐盟之間的貿易和經濟一體化是互惠的,其領導人應該尋求確保各種環境下最大程度的緊密度。

但盧森堡稅制(協助跨國公司避稅)的設計者、現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卻採取了強硬立場,他說:「(英國)退出就是退出。」他指出,為了威懾其他想要脫歐的國家,歐盟決不能讓步,不能向英國提供多於世貿協定所規定的東西。換句話說,歐洲不再通過遠高於成本的利益凝聚在一起。根據容克的說法,經濟繁榮和身為歐洲人的自豪感是不夠的。歐盟要通過威脅、恐嚇和恐懼綁在一起。

新自由主義僅對富人有利

不過,這一立場忽視了英國公投和美國共和黨初選所揭示的教訓:大部分人生活得並不好。過去40 年的新自由主義對最頂層的1% 人口最有利,但對其他人不利。筆者早就預測,經濟停滯最終將導致政治後果。現在,這一天來了。

在大西洋兩岸,公民將貿易協定視為災難的根源。貿易協定是秘密商定的,很好地反映了公司的利益,但普通公民或工人則被完全無視。工人的議價地位被進一步削弱,而通過立法,工會和僱員的權利也受到損害。

除了貿易協定導致了不平等,政治平衡也向資本傾斜。比如,知識產權規則增加了製藥公司提價的權力。企業市場權力的提高事實上降低了真實工資。當今大部分發達國家都是這樣。

產業集中度都在增加,市場權力亦然。伴隨緊縮政策、經濟不景、實質工資下降,許多中低收入工人賴以生存的公共服務被削減。經濟前景不明,再加上難民湧入,這對工人來說,恍若一壺毒酒。

難民問題 轉嫁工人

當供給大於需求時,低技能勞動力的增加導致均衡工資下降。而當工資無法降低,失業率就會上升。對於總體失業水平高企的國家來說,這是個最可擔憂的問題。歐洲,特別是歐羅區,近幾十年來經濟管理非常糟糕,平均失業水平已經高達兩位數。

歐盟內部的自由遷移意味着,在降低失業方面表現較為出色的國家最終將負擔高於公平比例的難民。這些國家的工人承擔了壓抑工資和失業率高企的成本,而僱主可從更廉價的勞動力中獲益。許多難民是戰爭和壓迫的犧牲品,西方對此有責任,對他們提供幫助是西方的道德責任。但現在難民的成本卻由承受力最低的人承擔了。

對於全民保障福利(社會保護、教育、醫療等)水平較低的國家,移民增加或許有利;但對於提供體面的社會安全網的國家,情況正好相反。

中產階級損失慘重

工資下行、公共服務削減,結果中產階級損失慘重,大西洋兩岸情形類似。中產階級和工薪階級的家庭沒有獲得經濟增長的好處。他們知道是銀行造成了2008年金融危機;但隨後他們看着數十億美元用於拯救銀行,而用於拯救他們的家庭和工作的資金卻寥寥無幾。美國全職男性工人的真實收入(經通脹調整)的中位數比40 年前更低,選民群情洶湧一點都不令人奇怪。

此外,承諾變化的政客並沒有兌現預期。普通公民知道制度不公,但後來發現操縱比他們想像的還要嚴重,於是他們對建制政客僅剩的信任也消失殆盡。但帶着怒氣投票無法解決問題,倒有可能產生更加糟糕的政治和經濟局面。

公民福祉須改善

讓過去的事情過去,這是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原理。在英吉利海峽兩岸,眼下的政治方向應該是理解民主政體中的政治建制為何對於公民所關注的問題無所作為。如今,所有歐盟國家政府都必須將改善普通公民的福祉作為主要目標。我們應該停止混淆目的與手段:比如,管理良好的自由貿易可能帶來更大的共同繁榮;但如果管理得不好,它就可能降低大部分公民的生活水平。

對於當前的新自由主義安排,存在一些替代方案能夠創造共同繁榮,正如也存在一些替代方案將帶來更多的傷害,如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的與歐盟的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

歐盟的挑戰是汲取歷史教訓,追求前者,避免後者。(Project syndicte)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現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斯福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他最近著有《重寫美國經濟規則》。

sun 發表於 2017-12-29 21:15

信報財經新聞
B14  |   專家之言  |   博集先機  |   By 斯蒂格利茨史福林        2016-06-20
        標示關鍵字        標示關鍵詞並按此開始搜索

經濟多元 向納米比亞學習       

納米比亞夾在安哥拉和南非之間,在漫長的反種族主義鬥爭期間,納米比亞損失慘重。然而,自1990年脫離南非獨立以來,2400萬納米比亞人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尤其是近幾年,其中一大原因是政府注重教育。發達國家人民對免費小學和中學教育早已習以為常,但在許多窮國,中學甚至小學教育都要交學費,作為「成本覆蓋」的一種形式。納米比亞公立中、小學是免費的。

納米比亞在其他領域也表現積極,在防止瘧疾方面,十年內年發病率降低了97%;逆全球不平等性加劇的潮流,納米比亞堅尼系數(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標準手段)自1993年以來下降了15點(不過是從全世界最高之一的水平上降下來);貧困率也下降了一大半,從1993年的69%降低到不足30%,極端貧困(每天生活費不足1.90美元的人數)從略低於53%下降到不足23%。

分享資源 國民與鄰為善

納米比亞的無國界記者組(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新聞自由指數位列非洲最高──大大高於美國和其他富裕國家。納米比亞在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清廉指數中亦表現出色,名列非洲前茅。

大宗商品價格節節下跌,納米比亞仍成功維持了強勁的GDP增長──2015年預計可達4.5%,而1991年至2014年平均年增長率接近4.2%,債務/GDP比保持在25%左右,還不到歐洲或美國債務比的三分之一。當然,納米比亞也有問題,至少從常規指標看, 失業率仍然非常高,接近28%;與地區內的其他國家一樣,愛滋患病率高,近17%的人口愛滋病檢查呈陽性。

世界銀行將納米比亞歸為中高收入國家,但納米比亞當局堅持自身是發展中國家。納米比亞人口稀少,國內存在與世隔絕的沙漠遊獵社區,他們必須設法融入現代社會。讓四分之一個世紀前仍處於全球經濟最邊緣的人融入現代社會,對於任何國家來說都是一個艱巨任務,在納米比亞尤其困難,因氣候變化影響甚大。

儘管如此,納米比亞從容面對,建設了一個多元化的經濟和團結的社會,自由解放鬥爭的對立政治派系,為了共同目標而齊心協力。

納米比亞不但為國民,還為鄰國提供了低成本醫療服務,15%至20%的醫療旅客為安哥拉公民。我們下榻的飯店位於邊境,經理經常派一艘小船穿過鱷魚出沒的河流,接送想購買飯店餐廳食物或前來求診的安哥拉人。

在納米比亞,沒人要求與貧窮又腐敗的鄰國之間建設一道牆。相反,我們所遇見的納米比亞人明白不能挑選鄰居,因此最好通過分享稀缺的水資源、地區醫療措施合作、鼓勵投資和交換學生等方式與鄰為善。此外,納米比亞認識到,充裕的自然資源很可能成為詛咒,富了一小撮人而害了大部分人,除非將自然財富投資於基礎設施和人民的生產力,否則資源耗竭將令國家貧困而非致富,現正在反思投資法和重新審定礦業合同。

擋住財團 珍視新聞自由

這一過程透明度至關重要,也是政府大力支持新聞自由的原因。總統根哥布告訴我們,新聞媒體經常說一些他不喜歡的東西,但納米比亞曾經為了從種族主義的南非手中獲得解放而鬥爭,必須捍衞所贏得的自由。此外,根哥布還表示,透明度高幫他擋住了來自各公司和其他利益集團的要求。

不是所有納米比亞的重要資源都是無限的。一些資源如漁業可再生,當局正在努力加強保護。最重要的是,與大部分資源依賴型經濟體不同,納米比亞成功地實現了經濟多元化,服務業已佔GDP 60%以上,旅遊業是排頭兵,每年都有超過一百萬外國遊客來訪。

納米比亞證明了,即使從嚴重劣勢起步的國家──極端種族主義、殖民主義、不平等和欠發達──也可以走向共同繁榮。納米比亞的成就理應獲得國際承認及仿效。

作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現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斯福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他最近著有《重寫美國經濟規則》。安雅.史福林(Anya Schiffrin)是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和公共事務學院媒體和傳播項目主管。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6.

[url]www.project-syndicate.org[/url]

?

#斯蒂格利茨、史福林 #專家之言 #博集先機 - 經濟多元 向納米比亞學習

sun 發表於 2017-12-29 21:16

信報財經月刊
P124-125  |   環球經濟  |   By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2016-06-01
        標示關鍵字        標示關鍵詞並按此開始搜索

負利率有什麼問題?       

低利率鼓勵企業投資於資本較密集的技術,導致長期勞動力需求下降,雖然短期失業率會有所降低;其次,依賴利息收入的年長者進一步受到影響,更大地削減消費,削減量將超過低利率的受益者—— 富有的股票持有者的消費增加量,制約當下總需求;第三,也許不理性、但被廣泛記錄到的追求收益率的行為,意味着許多投資者將投資組合更多地配置給高風險資產,讓經濟暴露在更大的金融動盪風險下。

今年1 月初我寫道,今年的經濟條件和2015 年一樣疲軟,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最糟糕的一年。此外,如過去十年中反覆發生的,較為樂觀的預測紛紛向下修正。

不能提升經濟和就業

基本問題是全球總需求不足。這一問題自金融危機以來一直困擾着全球經濟,但略有惡化。目前,歐洲央行的反應是實施刺激措施,加入了日本銀行和其他一些央行的行列,證明「零下限」(利率無法為負)只是傳統經濟學家想像中的極限。

但是,在嘗試負利率的非正統實驗的經濟體中,沒有一個回歸增長和充分就業。一些經濟體的結果出人意料:某些貸款利率實際有所上升。

大部分央行的危機前模型(包括正式模型和指導決策者思維的思維模型)大有問題,這理應顯而易見,但沒人預測到危機,並且這些經濟體中幾乎沒有一個看上去恢復了充分就業。

在這些模型中,利率是關鍵政策工具,可以通過控制其升降確保出色的經濟表現。如果正利率不足以奏效,那麼應該採取負利率。

其實,負利率也沒有奏效。在許多經濟體,包括歐洲和美國,經通脹調整的的真實利率已經為負,有時低達-2%。但是,隨着真實利率的下降,商業投資也陷入了停滯。據經合組織數據,近幾年,歐洲和美國投資於包括大部分廠房和設備的類別的GDP比重均有所下降。美國從2000年的8.4% 下降到2014 年的6.8%;同期歐洲從7.5%下降到5.7%。其他數據也給出了類似的訊息。

中小企仍難獲得貸款

顯然,大公司精確計算它們願意投資的利率水平、並且當利率再下降25 個基點時它們就會願意上馬大量項目的觀點是荒謬的。更現實的情況是,大公司坐擁數千億美元。事實上,如果將發達經濟體的數據加總,可達數萬億美元,因為它們的產能已經過剩。只是利率略微下降,為什麼要做更多的建設?願意借錢的中小企業在歐洲央行實施負利率前得不到信貸,現在也同樣得不到信貸。

簡言之,大部分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無法輕鬆地以國債利率借到錢。它們不是在資本市場上借錢,它們是從銀行借錢。而銀行規定的利率與國債利率之間差距(即利差)甚大。此外,銀行實行信貸配給。它們可以拒絕貸款給某些企業。或者它們要求抵押品(通常是不動產)。

對於非經濟學家來說也許令人震驚,但在貨幣決策者過去幾十年所使用的標準的經濟學模型中,銀行無足輕重。當然,如果沒有銀行,也不會有中央銀行;但認知失調很少撼動央行行長對他們的模型的信心。

事實是,歐羅區的結構和歐洲央行的政策確保了表現低迷的國家的銀行,特別是危機國的銀行十分脆弱。存款流失,德國所要求的緊縮政策延長了總需求短缺,維持了高失業。在這樣的情況下,貸款風險很大,銀行不願或無力貸款,特別是給中小企業貸款(而中小企業常常貢獻了最多的就業崗位)。

真實利率(政府債券利率)下降至-3%甚至-4% 也不會造成什麼區別。負利率傷害銀行資產負債表,而銀行的「財富效應」將壓倒略微增長的貸款激勵。除非決策者十分謹慎,否則貸款利率可能上升,信貸可得性將下降。

資金追逐高風險資產

有三個進一步的問題。首先,低利率鼓勵企業投資於資本較密集的技術,導致長期勞動力需求下降,雖然短期失業率會有所降低;其次,依賴利息收入的年長者進一步受到影響,更大地削減消費,削減量將超過低利率的受益者—— 富有的股票持有者的消費增加量,制約當下總需求;第三,也許不理性、但被廣泛記錄到的追求收益率的行為,意味着許多投資者將投資組合更多地配置給高風險資產,讓經濟暴露在更大的金融動盪風險下。

央行應該做的是注重於信貸流,這意味着重塑和維持地方銀行向中小企業貸款的能力和意願。相反,放眼全世界,央行注重的是具系統重要性的銀行,這些金融機構的過度冒險和不當行為導致了2008年危機。但大量小銀行加起來也具有系統重要性,它們與重塑投資、就業和增長有關。

所有這些的大教訓可以用一句人們耳熟能詳的俗語來概括:「垃圾輸入,垃圾輸出」。如果央行繼續使用錯誤的模型,也將繼續做錯誤的事。

當然,即使是在最好的環境下,貨幣政策讓崩潰的經濟重回充分就業的能力也可能十分有限。但依靠錯誤的模型能讓央行無從做出能做出的貢獻,甚至可能讓糟糕的情況變得更糟。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作者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現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他最近與Bruce Greenwald合著有《創造學習社會: 增長、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新途徑》(Creating a LearningS o c i e t y : A N e wApproach to Growth,development, andSocial Progress. )。

sun 發表於 2017-12-29 21:16

信報財經新聞
B16  |   國際脈象  |   博集先機  |   By Kemal Dervis        2016-04-20
        標示關鍵字        標示關鍵詞並按此開始搜索

度過慢增長       

華盛頓─如今,大部分經濟學家都對世界經濟的增長前景抱悲觀態度。世界銀行再次下調了中期預測,全球經濟學家都在警告我們面臨增長放慢的「新常態」;比較不一致(或者似乎比較不一致)的是對經濟弱勢的描述。

近3 年前,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LarrySummers)把漢森(Alvin Hansen)的「長期停滯」假說「復活了」,強調需求側約束。相反,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引人入勝的飽學之作《美國增長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將焦點集中在長期供給側因素上,特別是創新的性質。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其暢銷巨著《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中描述了因GDP 低增長而導致的不平等的加劇。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的《重寫美國經濟規則:增長和共同繁榮日程》(Re-Writing the Rules of theAmerican Economy: An Agenda for Growth andShared Prosperity )將增長放緩和不平等性加劇歸咎於政治選擇。

這些解釋各有側重,但並不矛盾,相反,薩默斯、戈登、皮凱提和斯蒂格利茨從不同角度解釋了這個問題,他們的觀點是互補的──甚至可以說是互相強化的。

薩默斯的凱恩斯主義觀點是,問題出在長期總需求不足上:即使名義利率接近於零,期望的投資仍落後於期望的儲蓄,導致長期流動性陷阱。

大師觀點 互相強化

今天的近零──甚至略負的──短期政策利率與和投資融資關係更大的長期利率也向零靠攏,但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孳息率曲線相當平坦,真實和名義長期利率都位於歷史低點。對於這一點,可能的原因有很多,但戈登描述了其中一種可能:作為基礎的創新速度放慢了,這導致投資預期回報降低,從而拉低了利率。而把新知識轉化為連接供給側和需求側並產生增長的實際創新需要的正是投資。

這些理論都可以和皮凱提的資本積累動態觀點聯繫起來。皮凱提的著作隱含之義是資本可以相對容易地被勞動力替代。當資本增長快於勞動力和GDP時,回報率就會隨時間而下降,但下降比例小於資本量的增長,結果是收入從勞動力手中再分配給資本所有者。

薩默斯實際上提出了一個新形式的生產函數,其中智慧型機器的進步讓資本成為細分勞動力的完美替代品;收入日益向頂層集中,而頂尖收入者儲蓄率很高,這就導致了以總需求長期短缺為特徵的長期停滯。斯蒂格利茨指出了政策偏見也對收入集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戈登的著作更加注重某種對告訴技術進步的「滿足」(satiation),這種滿足抑制了預期回報,從而有助於解釋長期投資不足。但是,在其著作的最後,他將收入中位數作為經濟表現的真正指標。在戈登對2015 至2040 年預測中,美國收入中位數年增長只有0.4%,而平均收入增長為0.8%,體現出不平等性的不斷上升(1920至2014年間收入中位數年增長為1.82%)。

長期凱恩斯主義失衡、生產率增長放緩、收入向頂層集中,這些糾纏在一起的因素導致了收入中位數前景黯淡。對未來的預期被這些深層次、多維度的因素影響,也許,美國、歐洲和其他國家選民對體制表現出憤怒也就不足為奇了。

鼓勵創新 降低監管

幸運的是,有理由保持希望。首先,我不同意戈登對長期技術進步前景的評估。我認為,隨着數碼革命和人工智能對更大的經濟活動細分領域進行重組,總生產率增長可能再次加速,形成更高的預期回報,從而帶來更多的投資和更快的增長。這本身不會帶來更平衡的財富和收入分配,也許也不會帶來足夠的就業,但這能說明包容導向的政治改革創造空間。

其次,發展中和新興經濟體仍然為大型高回報投資提供即時的機會,這些投資應該通過看似過剩的全球儲蓄融資。有巨大的空間向技術前沿進步(包括服務業),「趕超」增長機會仍然充足。這些投資將有助於縮小全球儲蓄缺口,並為發達經濟體帶來正回饋。但是,要把握這些機會,必須降低監管和政治不確定性,發展融資方面的公私合作,必須擴大能帶來包容性好處的框架。

看起來繁榮的持續快速增長有望。但是,說到底,政治選擇將決定人工智能的擴散是帶來收入中位數的普遍增加還是加劇極化和不平等性;因此,需要政治意願和強力訊號刺激宏大的社會和經濟改革,以及把握包容增長機會所需要的國際合作。

Kemal Dervis是土耳其前經濟部長、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前署長,現為布魯金斯學會副主席。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6.[url]www.project-syndicate.org[/url]

Kemal Dervis

sun 發表於 2017-12-29 21:21

信報財經月刊
P122-123  |   供給側改革  |   By 約瑟夫 斯蒂格利茨        2016-03-01
        標示關鍵字        標示關鍵詞並按此開始搜索

中國供給側改革須首重需求       

針對中國經濟的討論往往被天真的供應側改革提議所主導,但只有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供給側措施才能最好地實施。在缺乏足夠需求的情況下,提高供給側效率只會導致更嚴重的資源利用不足。把勞動力從低生產率活動向零生產率的失業遷移並不會增加產量。而如今全球總需求的缺乏也需要政府採取措施,增加支出。

中國正在實施經濟轉型,從出口驅動型向國內服務業和家庭消費過渡,不過波折要比預計的多,股市暴跌和人民幣滙率波動體現了對經濟穩定狀況的憂慮。不過按歷史標準衡量,中國的經濟仍然表現良好,接近7% 的GDP 年增長率在某些人看來已經非常好了,只是中國在過去30年間取得的巨大成就催生了很高的期望而已。

中國特色的市場難以控制

一個基本的教訓是:中國特色的市場與美國特色的市場一樣充滿波動和難以控制。市場一貫都有自身的生命力,不太願意按指令行事。控制市場須通過某種透明的方式來設置遊戲規則。所有的市場都需要規章制度。好的規則可以幫助穩定市場。而設計有缺陷的規則,無論出發點是多麼用心良苦,都會產生反效果。

比如有了1987 年美國股市崩盤的前車之鑑,全世界都知道了設立熔斷機制的重要性,但如果設計不當,這種改革反而會增加波動性。如果兩個級別的熔斷——短期和長期交易暫停—— 被設置得太過接近,一旦觸發第一級,市場參與者會意識到第二級很快會來到,於是爭相逃離市場。

此外,市場狀況與實體經濟之間只會有鬆散的聯繫,而最近的大衰退(編按:指2007 年至2008 年的金融危機,2007年至2009 年的美國次按危機)就說明了這一點。儘管美國股市已強勁復甦,實體經濟卻依然低迷。儘管如此,股市和滙率的波動可以產生真正的影響。不確定性可能會導致較低水平的消費和投資(這就是為何政府應把目標放在鞏固穩定的規則之上)。

而更重要的則是管理實體經濟的規則。在今日的中國,正如35年前的美國一樣,存在着究竟是供給側還是需求側措施才最可能恢復增長的討論(編按:需求側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四大要素。)而美國的經驗和許多其他案例則可以提供一些答案。

小心加劇資源利用不足

首先,只有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供給側措施才能最好地實施。在缺乏足夠需求的情況下,提高供給側效率只會導致更嚴重的資源利用不足。把勞動力從低生產率活動向零生產率的失業遷移並不會增加產量。而如今全球總需求的缺乏也需要政府採取措施,增加支出。

這些支出可以很好地利用。當今中國的關鍵需求包括減少不平等現象、遏制環境惡化、打造宜居城市,以及投資於公共衞生、教育、基礎設施和技術。當局還需要加強在食品、建築、醫藥和其他許多方面的安全監管能力。這些投資所產生的社會回報也將遠遠超過其資金成本。

提升支出 增加稅收

中國過去的錯誤在於過於依賴債務融資。但中國也有足夠的空間去以提高整體效率和(或)資產的方式增加其稅基。環境稅可能會在帶來大量政府收入的情況下催生更好的空氣和水質量;擁堵稅將改善城市的生活質量;財產和資本利得稅能刺激更多向生產性活動增加投資,促進經濟增長。簡而言之,只要設計合理,平衡預算措施—— 在提升支出的同時增加稅收——就相當於一個龐大刺激計劃。

中國也不應過分強調落後的供給側措施。在美國,那些坐落於內華達州沙漠中的劣質房屋是被浪費的資源。但首要任務不是清拆那些房屋(以鞏固住房市場),而是確保資源能在未來得到有效分配。

事實上,在任何初級經濟學課程的第一周所教授的基本原則都是要向前看——不要為打翻的牛奶哭泣。低成本的鋼材(以低於長期平均生產成本,卻等於或高於邊際成本的價格供應)對其他行業來說顯然是福音。比如說,消除美國的光纖產能過剩狀況可能是錯誤的(美國企業在1990年代從中大舉獲益)。未來有潛在使用價值的應該與維護的最低成本相權衡。

產能過剩導致失業

而中國在產能過剩面臨的挑戰是,失業者需要某種形式的援助;企業會要求大筆救助款以減少自身損失。但如果政府能把有效的需求側措施和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相結合,那麼至少就業問題能得到有效解決,還可以設計出最優的—— 或者至少是合理的—— 經濟結構調整政策。

擴張需求 遏制通縮

此外還有一個宏觀通縮的問題。產能過剩增加了價格下行的壓力,對負債企業產生了負面的外部效應,令企業感到(計入通脹後)真實槓桿有所增加。但比鞏固供給側更好的做法是積極的需求方擴張,這將遏制通縮壓力。

經濟原則和政治因素是眾所周知的,但針對中國經濟的討論往往被天真的供給側改革提議所主導,同時伴隨着對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採取的需求側措施的批評。這些措施遠遠稱不上完善,它們在當時危急的環境中匆忙擬就,但這要遠勝於毫無應對。

這是因為以次優的方式使用資源總比不使用要好;如果沒有2008 年後的經濟刺激,中國將遭遇大規模失業。如果當局能實施設計更完善的需求方改革,他們將有更大空間去實施全面的供給側改革,而一些供給側改革的幅度將顯著減少,正是由於需求側的措施將減少供給過剩。

這可不僅僅是西方凱恩斯主義者和供給側經濟學家之間的一個學術爭論,因為中國實施的政策手段將極大影響全球的經濟表現和前景。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sun 發表於 2017-12-29 21:22

上海金融報
A07  |   專欄/訪談ExpertColumn  |   By 陳健        2016-01-15
        標示關鍵字        標示關鍵詞並按此開始搜索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平衡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近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 osephSTIGLITZ)出席了瑞銀2016大中華研討會,他在會上表示,市場常常不僅是波動性的而且是沒有效率的。為了能夠讓市場更加有效率、更加穩定,就需要有規則 ,有監管。而把規則做對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中國、發達國家都要學習,積累經驗。對於中國未來的經濟改革,不能僅僅強調供給側,供給側和需求側改革措施要同時並舉。中國要對新型企業、創新、新行業和服務業進行投資,這是前瞻性做法。中國現在遇到的一些主要問題,包括環境、不平等、城鎮化、健康、教育以及金融穩定六個問題,其實是市場所產生的問題。但這些問題也不能完全靠市場去解決,因此需要政府發揮作用,需要公共財政,同時還要平衡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市場常常是不穩定的

通過上周以及去年夏天金融市場的一些波動,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美國市場還 是中國市場,都是波動性非常大的市場。

有很多人對於市場是很有信心的,他們覺得市場運作良好。但事實卻是,市場常常不僅是波動性的而且是沒有效率的。為了能夠讓市場更加有效率、更加穩定,就需要有規則,有監管。更廣義地說,市場並不存在於真空中,而是存在一定的規則框架之下。如果規則沒有做對,市場波動性會更加劇烈。例如熔斷機制,它某種程度上可以保證股市更加穩定。但如果設計的不好,只會帶來更多不穩定性。2008 年的金融危機就證明,把規則做對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中國、發達國家都要學習,積累經驗。

此外,市場的波動性不一定是實體經濟的表現。新聞突然說經濟有根本性的變化,但實體經濟並沒有什麼變化,我們卻看到市場有了非常大的反映。這也證明金融市場發生的情況常常與實體經濟是脫節的。

在美國就看到這樣的情況,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三年,股市節節攀升,但是絕大多數人的生活並沒有很大改善,91%的利得都歸了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而99%的美國人生活沒有任何改善。這是因為低利率對股市是有利的,但對於退休的人是不利的;低工資對於公司的利潤、對於股市是有利的,但對於普通老百姓是不利的。

因此,不能把股市作為代表實體經濟的指針。經濟改革不能僅關注供給側 對於中國的經濟改革,人們有很多討論。越來越多的人達成共識,就是供給側 和需求側改革措施要同時並舉。

首先,我想強調為什麼不能也不應該僅僅關注供給側?因為絕大多數的供給側 措施都是關注微觀經濟活動,而真正重要的其實是宏觀面,也就是整體經濟的運行情況。

舉個例子,人們在討論鋼鐵、煤炭行業產能過剩的問題,這個是重要的,但並不會改變經濟發展的軌道。很多人在強調要採取措施糾正產能過剩。產能過剩其實反映出我們在過去所犯的錯誤。但是,這些錯誤的成本,也就是在當初做的這些投資已經發生,而我們現在真正面臨的問題是如何確保資源在未來被正確使用,即在未來做出正確的投資。

所以,如果我們要花很多的錢去維護那些在沙漠當中已經建好的過剩的房子,就等於是在不斷地往水里砸錢,這是一個錯誤。

未來,中國要對新型企業、創新、新行業和服務業進行投資,這是前瞻性做法。

關掉一些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至少能夠釋放出一定的勞動力,使這些人進入到更加有活力的行業中。目前中國並不存在勞動力缺乏的問題,但在未來隨著人口變化,勞動力下降,會出現這個問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讓勞動力從生產力比較低的行業到比較高的行業,這是一件好事情。但如果讓員工從生產力比較低的行業變成完全失業,這就不是好事情,就變成社會性的問題。平衡市場和政府的關係就全球來看,經濟現在表現並不盡如人意,可以說,2015年是本世紀以來情況最糟的一年,。2016年也有可能與2015年一樣糟糕,這是全球經濟放緩的時刻。這些問題是由全球需求不足造成的,這會影響到中國的出口。但中國正在經歷轉型,與此同時也要增強需求,而這必須是政府的需求。這就引出了兩個話題。

第一個話題在2008年、2009年已經嘗試過,就是通過債務支持中國政府開支,這的確奏效,事實上中國拯救了全世界沒有陷入全球性的經濟衰退。但是政府留下的債務問題也令人擔憂。出路在於,中國要增加稅基。例如,中國致力于更加綠色、低碳的經濟,需要增加碳稅,碳稅不僅會帶來非常大的收入,會刺激需求,促使人們創造綠色經濟的公司。所以,這是用一種積極的方式來使用中國的儲蓄,碳稅的收入可以用在健康、投資、教育、公共交通等方面,也可以用來幫助政府應對環 境問題。

第二個重要的例子,過去中國地方政府依賴賣地來創收,這不是一個支持地方政府的好方法。賣地會促進房地產泡沫,而且這常常也是腐敗的一個來源。所以,一種替代的方式,就是徵收房地產稅、土地稅,這可以用來支持政府。同時還會有來自于中央政府的收入分享。

第三個例子是資本利得稅。資本利得事實上是造成社會不平等的一個重要來源,通過對資本利得征稅,社會會變得更加平穩。

所以,這就引出了我最後的一個觀點,展望未來,大家會對市場和國家之間的平衡有很多討論。我們看到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政府的作用太少,那也會帶來危機、衰退、大蕭條,需要調整好。

要解決中國的環境、不平等、城鎮化、健康、教育以及金融穩定問題,不能完全靠市場去解決,也需要政府發揮作用,需要公共財政,還需要平衡好兩者關係。

在資本市場方面,以前有一段時間政府是希望股市上漲,但漲的太多了,政府又想讓它下來一點。這裡令人擔憂的是,當一個國家轉向市場經濟的時候,其實政府失去了一定的控制權,兩者不能兼得。所以,需要考慮建立一個機制,盡可能帶來市場穩定,而且不需要更多的干預和控制。

最後,關於人民幣的國際化。對於金融行業來說,最大的問題是要確保金融行業是可以支持創新的企業家、支持中小企業、支持大衆創業、萬眾創新,這些比人民幣國際化更加重要。事實上,如果沒有這方面規則,可能會帶來更多的不穩定,這也是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帶來的經驗教訓。有的時候,我們太過依賴市場,但有的時候我們又太過依賴政府,現在就要把這兩者之間做好平衡。可能每個國家有不同的答案,每個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也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想一刀切的解決方法是不可能形成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平衡的中國發展環境。(記者陳健根據作者演講整理而成)

sun 發表於 2017-12-29 21:23

21世紀經濟報道
04  |   評論  |   社評        2016-01-14
        標示關鍵字        標示關鍵詞並按此開始搜索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中國應該要盯住一攬子市場貨幣       

中國應該要盯住一攬子市場貨幣 如果說我們能夠更廣泛地去討論一下我們想要做的,我們希望能夠走向一個更加穩定的框架,希望能夠關注市場的力量,但是我們也瞭解,沒有所謂的完全由市場決定的匯率。

熔斷機制需要正確設計

在最近以及(2015年)夏天在金融市場的一些波動,我們從當中可以吸取的一些重要的教訓。這些教訓就是市場,不管是美國特色的市場、還是中國特色的市場,事實上都是波動性非常大的市場。事實上,市場常常是非常不穩定的。

有很多的人,他們其實對於市場是有很多的信心,他們覺得市場運作良好。但事實卻是,市場常常不僅僅是波動性的,有波動性,不穩定的,而且是沒有效率的。為了能夠讓市場更加有效率、更加穩定,而不那麼波動,就需要我們有規則與監管。更加廣義的來說,市場並不是存在真空當中的,他們是存在一定的規則的框架之下的。如果說規定、規則沒有做對的話,市場波動性只會更加的劇烈。

比如說,我覺得熔斷機制,它某種程度上面可以保證股市更加的穩定,金融市場更加穩定。但是,這樣一個設計必須是要正確的。如果設計不好的話,事實上它只會帶來更多的不穩定性。一些發達國家,他們是在很長時間後才意識到這一點的。直到現在,他們也還沒有完全能夠把握。我們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就已看到,你要把規則做對的話,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這是一個需要學習的經驗,這是中國要學的,也是發達國家要學的。

我要講的另外一個關於波動性的問題就是,這種市場的波動性,不一定體現出它的實體經濟的這種波動性,其實並沒有什麼新聞突然曝出來說經濟有根本性的變化,但是我們卻看到市場有了非常大的變化。所以,這也證明瞭在金融市場上的一個原則:金融市場上發生的情況常常跟實體經濟是脫節的。

我們在美國就看到這樣的情況,在2009年之後股市節節攀升,但是絕大多數的人他們自己的生活並沒有很大的改善。在金融危機之後的頭三年,也就是從2009年到2012年,股市表現是非常不錯的,但是91%的利得都歸了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而99%的美國人他們根本沒有看到有任何的改善。

所以,股市傳遞的信息是情況非常好,但是對絕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卻並非如此。我們現在已經瞭解這是為什麼,這是因為低利率對股市是有利的,但對於那些退休的人是不利的。低工資對於公司的利潤、對於股市是有利的,對於普通老百姓是不利的。這就證明瞭一個總體的原則,你不能僅看股市把它作為一個指針來代表實體經濟的發展。

改革需要“組合拳”

我關注“十三五”計劃以及中國的經濟改革。人們有很多的辯論,有很多的人參與到這個辯論當中,也有各種不同的觀點。我覺得其實越來越多的是達成了一種共識,也就是需要有一些供應方面和需求方面的措施同時舉行,對此我們要有一個合適的組合。

我首先想要來強調一下,為什麼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僅僅關注在供應方面?絕大多數的供應方面的措施都是關注在非常微觀的經濟活動,也就是比較小規模的。而真正重要的其實是宏觀,也就是整體經濟到底在發生一些什麼樣的情況。

給大家舉一個例子,人們在討論在鋼鐵業產能過剩的問題,在煤炭業產能過剩的問題,這個可能是重要的,這個的確也是重要的。但這並不會改變經濟發展的這樣一個軌道。很多人都是在強調說要採取措施糾正產能過剩的問題。產能過剩其實反映出我們在過去所犯的錯誤,也就是我們過去建造得太多了,造了太多鋼鐵方面的產能。但是,這些錯誤的成本,也就是在當初做這些投資的時候,在過去已經發生了,而我們現在真正面臨的問題應該是向前看,向前進,要確保資源能夠很好的在未來能夠很好地被投資。

再打一個比方,拿美國來打比方,我們過去對於房地產投資過度,我們過去在錯誤的地方對房地產投資過度。但是,事實上你要把這些在錯誤的地方所建的房子拆掉,不會解決我們未來所面臨的問題。那在未來真正重要的是要確保我們做的是正確的投資,在未來做正確的投資。

所以說,在過去錯誤的投資跟在未來的投資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也就是說,我們當然要花很多的金錢,可能要去維護那些在沙漠當中已經建好的那些房子,如果是這樣的話,就等於說我們是在不斷地往水裡面砸錢,那麼這就是一個錯誤。

在未來,中國要對新的企業、對於創新、對於新的行業進行投資,對於服務業進行投資。這些是新行業,這是前瞻性的做法。

如果說,在中國主要的問題,過去是人手不足的問題,勞工不足的問題,那麼關掉老的行業,至少能夠釋放出一定的勞動力,使他們能夠進入到更加有活力的這些行業當中去。但是,中國現在並不存在人工缺乏的問題,在未來隨著人口的變化,隨著人口的下降,勞動力的下降,會有這樣一個問題。所以說,長期來說這的確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但是短期來說我們並不缺乏人工、並不缺乏勞動力。如果說你對行業進行重組,你讓勞動力從生產力比較低的行業到比較高的行業,這就是一件好的事情。如果說你讓員工從生產力比較低的行業變成完全失業,這就不是一個好事情,這就變成一個社會性的問題。

就全球來說,全球的經濟現在表現並不盡如人意,2015年是在本世紀以來情況最糟的一年。那麼不可避免,這會影響到中國。中國現在處在一個面臨全球需求比較弱的這樣一個大背景,而這會影響到中國的出口,也會削弱中國的經濟。中國正在經歷轉型,而轉型總是困難的。我們要解決供應方面的一些問題。但是,能夠做到這一點,同時又確保經濟能夠以健康的方式發展,就是也要增強需求,而這必須是政府的需求。這就又引出了兩個話題。

第一個話題,很多人說在2008年、2009年已經嘗試過,這是由債務來支持政府開支,這個的確是奏效的,在全球,當時有全球金融危機,如果說當時沒有中國採取的行動,那麼整個的世界經濟就會處於一個惡劣的狀態,事實上由中國拯救了全世界,沒有陷入全球性的經濟衰退。但是留下的問題是債務問題,而這個債務是令人擔憂的。

答案在於,中國需要做的,也就是增加它的稅基。應該說有很多的方式來增加稅基,從而來支持政府的支出,來促進經濟。有一些措施能夠去提升經濟的效率,我在這裡給大家一個例子。中國致力于要走向一個更加綠色的經濟,一個碳密度更低的經濟,要刺激這一點,要有一個碳稅,這個碳稅將會帶來非常大的一個收入。碳稅會刺激需求。它為什麼會刺激需求呢?因為人們要把他們的公司創造這樣一個綠色的經濟。所以說,這將會是一種積極的方式來使用中國的儲蓄,這樣的話就能夠打造需求。而與此同時,碳稅將會增加很多的收入,這個收入可以用在健康、投資、教育、公共交通這方面的投資上,也可以用在幫助政府機構來應對環境問題。

第二個非常重要的例子是,在過去,地方政府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房地產來創收,這不是一個好的方法。事實上,所有國家的地方政府都是需要有收入的,但是主要靠地產業會促進房地產泡沫,也會促進房地產的銷售,而且這常常也是腐敗的一個來源。所以說,另外一種替代的方式,也就是打造一個房地產稅,還有土地稅,這些可以用來支持政府。同時,還會有來自于中央政府的收入分享,從而能夠讓地方政府提供當地所需要的一些服務。

第三個例子是資本利得稅。資本利得事實上是所有的社會當中造成不平等的一個重要來源,也是不穩定的一個重要來源。通過對資本利得徵稅,社會會變得更加平穩,這對於社會來說是一件好事,而且也會有更多的穩定性。

所以,這就引出了我最後的一個觀點,展望未來,大家肯定會對,比如說市場和國家之間的平衡有很多的討論。在以前,可能國家扮演的角色太多了,但像美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政府的作用太少,那其實也是會帶來危機、衰退或者說有大蕭條,你得要調整好。

當我去看中國現在遇到的一些主要問題的時候,我所看到的問題,包括環境的問題、不平等的問題、城鎮化的問題、健康、教育,以及金融穩定,這六個問題其實是市場所創造的問題。這些問題也不能完全只靠市場去解決,因此我們就需要政府發揮作用,政府在這六個方面需要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也就意味著我們需要公共的財政,但還是得要做好一個平衡。所以,如果只是完全依靠市場,不能夠帶來可持續的增長,也不會帶來穩定,也不會創造這樣一個具有良好環境的社會。所以,我們還是需要能夠把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做好平衡。

人民幣國際化

過去幾年,很大的一個問題是人民幣的國際化。對於我來講,對於金融行業來講,最大的問題就是要確保金融行業是可以來支持這些新的企業家、支持這些中小企業、支持大衆創新萬眾創業,所有這些東西可能比人民幣的國際化來得更加重要。事實上,沒有這方面的規制的話,可能會帶來更多的不穩定性,這也是我們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當中所吸取的經驗教訓,我們需要適當的關於金融市場以及包括資本市場的監管,即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他們也說了,需要適合的資本賬戶管理,所以我們也吸取了這個教訓。有的時候,我們是太過依賴市場,但有的時候我們又太過依賴于政府,現在就要把這兩者之間做好平衡。

可能每個國家有不同的答案,每個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也都有不同的答案,一刀切的解決方法是不可能幫助我們帶來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平衡的。

匯率改革

關於人民幣還有貶值的問題,首先我要說的是,長久以來大家一直盯住人民幣和美元之間的匯率,但是中國是一個很大的經濟體,它跟歐洲和其他國家之間有很多的貿易往來,不能僅僅只是盯住美元。我們看到其實美元跟歐元之間的匯率也有很多的波動。所以如果只是盯住美元的話,如果美元升值的話,其實相對於其他的貨幣也會升值,這對經濟發展是沒有好處的。其實我們也有很多的業務是跟歐洲之間進行。以前阿根廷也因為這個原因出現了危機。

所以,我覺得中國應該要盯住一攬子市場貨幣,本應該早一點就盯住一攬子貨幣。我以前作為世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時候也是鼓勵很多經濟體能夠盯住一攬子的貨幣,採取這樣一個原則。中國是不是針對一攬子貨幣,要升值還是要貶值?我覺得這其實取決于很多的因素。

總體來講,我覺得似乎沒有什麼很有力的證據說人民幣很糟糕,其實貿易順差在下降,還是有貿易順差,但是現在已經比以前規模小一些了。

打造更具透明度的市場

中國的股市,在很大程度上其實主要還是靠國內的投資者來占據。所以從某種意義上面來講,對國際投資者來講,他們還是一個旁觀者,他們會關注,但他們參與並不多。

其實說到底,就是對監管框架的信心。以前有一段時間好像感覺上政府是希望股市上漲,但上漲得太多了,又想讓它下來一點。我覺得這裡令人擔憂的事情就是,當你在轉向一個市場經濟的時候,其實政府失去了一定的控制權、掌控市場的權力。當然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政府希望能夠擁有市場控制權,但這兩個東西有時不能兼得,當你進入市場經濟的時候,你就是有可能會失去一定的控制權。

問題是,能不能創造這麼一個機制,然後這個機制能夠盡可能的帶來市場的穩定,而且還不需要我們有更多的幹預和控制。

很多時候,很多的政策,從國際投資者的角度來講,這麼多的政策不見得會提升人們的信心,這是大家感到擔憂、擔心的一個地方。除了這些政策以外,還有想要控制這個實際上沒有辦法控制的市場,可能也會削減大家的信心。我們可以讓媒體去描述一下發生的情況,以更加透明和開放的方式去描述這個發生的事情,這對於金融市場的發展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我要說的最後一點是,市場波動,特別是股市市場波動的來源之一,很多國際投資者覺得,好像很多企業的會計、信息透明度是不夠的,這是他們的一個擔憂。展望未來,很重要的一點,我覺得要能夠打造一個更具有透明度的市場。

2016年最大的風險是什麼?

我覺得有一個風險可能不見得在2016年會很明顯,但是2016年到2018年的時候,可能需要關注。當然經濟學家對時間判斷得並不是非常準確,但是2016年到2018年,可能這一段時間中會有下一次的危機。

希臘的問題,其實是會帶來大蕭條,而且我們也看到60%以上的投票人,他們都是希望要擺脫這個緊縮的政策,包括葡萄牙、西班牙等國,他們也是不支持這個緊縮政策,所以歐洲也有很多的問題。其實,在歐洲也有很多經濟體,存在政治上面的波動和紊亂,也是因為他們沒有一個很好的經濟框架。

另外還有一個風險,我們看到,在美國以前是有量化寬鬆的政策,現在這個開始加息了,當然我覺得下一次加息可能不會很快就實施,但是如果展望2017年、2018年(因為已經到了2016年,所以說很多人開始會展望2017年、2018年的情況),量化寬鬆政策下面所帶來的流動性,帶來了資產泡沫,比如說股市上漲,像美國的股市就上漲了。現在因為沒有量化寬鬆,流動性收縮,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資產價格怎麼來調整?我覺得這可能又是一個風險。我知道我在美國有一些同事他們其實對這個風險還是很擔憂的。

中國對波動性的管理

用美國的這種表述方式來說,在(2015年)夏天第一輪的波動性,我覺得當時的一個共識是,當時管理得並不是非常好。

我擔心的是,仍然沒有關注到最下面的基本面。對我來說,基本面(包括市場的規則)到底是什麼?也就是說,這樣一個熔斷機制的規則到底是什麼?還有哪些是造成這種波動性根本的問題?我前面提到了一個,也就是缺少會計方面的透明性,這個會影響到人們對於股市的信心。還有,對於整體的一個匯率的框架到底是什麼樣的問題,不夠清晰。最近做得非常好,有這樣一攬子的計劃。

但是,當看到資本外逃的規模以及儲備金的下降,人們就不禁要問了,如果這個情況持續下去,政府這樣一個政策反映又是什麼呢?顯而易見的是,政府其實不會去宣佈自己的預案。但是如果人們對於這個框架有更多的信心,事實上對於任何政府來說這都是非常自然的,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觀點,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是一件好的事情,而不是說大家都只有一種想法。

但是,這也會帶來問題。也就是有的人想看到有統一的想法,對於這些人來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這是一個問題。有的人希望政府能夠完全讓市場決定匯率,而政府完全不去進行任何的監管或者幹預,這是非常奇怪的觀點。因為匯率事實上是受利率影響的,而利率它不是由市場來決定的。美聯儲是來定美國的利率的機構。所以說,美國的政府怎麼可以說匯率是由市場來決定的,這根本都是由一個不懂經濟學的人來說的,可能有一些美國政府的人就是不懂經濟學的人。

當我去一些比較小的國家的時候,他們就問我們要不要由市場決定的匯率呢?我說這不是問題所在。總之這肯定是由某個政府來定的。也就是說,你希望這個匯率是由你來定,還是由華盛頓或者由法蘭克福定?比如說中國政府,我們肯定是希望自己能夠主動地參與管理匯率。

但是第二點,匯率其實是由很多的規則、法律法規來決定的。比如說,如果說你剝離了所有的這些法律法規,比如說中國人在海外投資的法律法規,如果你都剝離的話,大家都知道會發生什麼,這個匯率會下降。美國政府也不希望看到這一天。所以說,美國政府又號稱要由市場來定匯率,但他們不是真心真意的,因為如果真的由市場定匯率的話,意味著資本市場完全開放,所有的規則都不存在了,意味著人民幣會更加的走軟,而美國想要看到的其實是一個強勢的人民幣。所以說大家都在說,你要當心自己到底想要什麼。

如果說把這些法律法規都拿掉,這對中國來說會造成非常不穩定的情況,會帶來各種各樣的問題。所以說,在這樣一個領域,有一個全球的共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這樣一種新的所謂機構觀點,就是說需要有這樣一種跨境資本流的法律法規,資本賬戶管理或者叫做資本賬戶控制,名字可以不同。我們現在看到在中國,其實聽到對於自由市場的呼聲更高,比這些市場經濟的國家呼聲反而更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是說你應該有這個法律法規。大家知道IMF的負責人已經告訴中國,你們應該有這樣一種資本賬戶的監管,還有跨境資本的管理。所以,我覺得這會給國際市場更多的信心。

如果說我們能夠更廣泛地去討論一下我們想要做的,我們希望能夠走向一個更加穩定的框架,我們希望能夠關注市場的力量,但是我們也瞭解我剛才說的這些內容,也就是沒有所謂的完全由市場決定的匯率。我們關注很多的東西,我們關注我們的出口,還有我們的金融穩定,我們試圖要去打造一個穩定的框架來關注這多重要素。這些要素,事實上也都是所有的政府要負責的,每個政府都是要管理宏觀經濟,而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已經是非常的不穩定,尤其在此時此刻,我們有很多的不確定性存在於全球經濟當中。我們到現在仍然處於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的餘波當中。

(本文是斯蒂格利茨近日在瑞銀大中華研討會上的發言,授權本報刊發,有刪節,標題為編輯所擬,未經作者審定)(編輯 祝乃娟)

sun 發表於 2017-12-29 21:31

信報財經月刊
P130-131  |   新興市場  |   新興市場  |   By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2015-09-01
        標示關鍵字        標示關鍵詞並按此開始搜索

新興國求財若渴 美從中作梗       

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能富有成效地吸收大量資金進行城市化建設,它們求財若渴。但美國卻從中作梗,仍希望一切照舊,由發達國家根據發達國家的利益進行全球治理。

最近,第三屆國際發展融資會議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舉行。事實上,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已能富有成效地吸收大量資金,它們投資的項目不可謂不宏大,包括基建(公路、電力、港口和其他各種設施)、城市化建設(將成為數十億人的家園)和綠色經濟。

全球大量資金投閒置散

與此同時,大量資金正被投閒置散。幾年前,時任聯儲局主席的本.伯南克(BenBernanke)提到全球儲蓄過剩,但社會回報高的投資項目卻缺乏資金。情況至今未有改善,本應有效調配儲蓄和投資機會的世界金融市場卻在錯配資本、製造風險。

另一個諷刺之處是,新興市場所需要的大部分投資項目是長線的,而大量的儲蓄(包括價值數萬億的退休賬戶、養老基金和主權財富基金)也是長線的,但金融市場卻日益短視。第一屆國際發展融資會議2002年在墨西哥蒙特雷舉行之後,13年來勢易時移。當年七國集團(G7)主導全球經濟政策制定,如今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按購買力平價衡量),其儲蓄規模比美國大50%左右。2002年,西方金融機構被認為是管理風險和配置資本方面的行家;而現在人們看到它們其實是操縱市場的騙子。

美未兌現援助承諾

人們曾呼籲發達國家承諾至少將國民總收入(GNI)的0.7%用於發展援助。如今已聽不到這樣的呼籲。一些歐洲國家2014年兌現了承諾,包括丹麥、盧森堡、挪威和瑞典,最令人意外的是,正在實施緊縮政策的英國也沒有食言。反觀美國在2014年只拿出了GNI的0.19%用於發展援助,遠遠落後於這些歐洲國家。

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對美國和其他國家說,如果不兌現承諾,那至少不要礙事,讓它們為全球經濟建立一套國際架構為窮人服務。毫不奇怪,以美國為首的老牌霸主正竭力阻撓。當中國建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以幫助周轉部分全球過剩儲蓄,使其流向急需資金之處時,美國試圖破壞但沒有得逞,這讓它十分難堪。

美阻建主權債務重組框架

對於債務融資國際法規的構建,美國也在加以阻撓。比如,要想債券市場運轉良好,就必須找到有序地解決主權破產的方法,但至今仍付諸闕如。烏克蘭、希臘和阿根廷都是現有國際安排失靈的例子。絕大多數國家呼籲建立一套主權債務重組框架,而美國一直是主要障礙。

私人投資也很重要。當前美國幾乎同時啟動兩大貿易政策攻勢,即同時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展開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協定一旦達成,政府對環境、衞生、工作條件乃至整個經濟的掌控能力將顯著下降,這對私人投資者不利。

美國在亞的斯亞貝巴會議最具爭議議題的立場尤令人失望。隨着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向跨國公司敞開大門,能夠對這些巨無霸的境內利潤徵稅變得日益重要。蘋果、谷歌、通用電氣在避稅方面所表現出來的天才遠遠超過了創造創新性產品。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因此損失了數十億美元的的稅收收入。去年,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所披露的盧森堡稅收規則訊息暴露出逃漏稅規模很大。美國等富裕國家想必能經受得住所謂的「盧森堡洩密」中所描述的行為,但窮國經受不住。

美消極對待巨企逃稅

筆者曾是國際公司稅改革獨立委員會(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the Reform ofInternational Corporate Taxation)委員, 該委員會負責考察如何改革當前的稅收制度。在國際發展融資會議上,讓委員會遞交的報告認為,目前的制度有漏洞,小修小補無法堵漏。並建議採取另一種方法——類似於公司在美國國內課稅的辦法,以經濟活動發生地為原則將利潤分配到該州。

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所推出的變革要小得多,且需在發達國家俱樂部經合組織(OECD)的建議下進行。換句話說,政治上處於強勢的逃漏稅者的祖國應當設計一套減少逃漏稅情況的制度。上述委員會解釋了為何經合組織改革充其量只是零敲碎打,根本不足以修正存在根本性漏洞的制度。

以印度為首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指出,聯合國已設立了討論此類全球性問題的合適論壇,即稅收問題國際合作專家委員會(Committee of Experts on InternationalCooperation in Tax Matters),該委員會的地位和撥款須提升。但美國強烈反對:它希望一切照舊,由發達國家根據發達國家的利益進行全球治理。

新的地緣政治現實要求新形式的全球治理,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必須獲得更大的話語權。美國在亞的斯亞貝巴得逞了,但它卻站在了歷史的歧路上。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作者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現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他最近與BruceGreenwald合著有《創造學習社會:增長、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新途徑》(Creating a LearningSociety: A New Approachto Growth, development,and Social Progress.)。

sun 發表於 2017-12-29 21:32

上海證券報
A08  |   書評  |   By 徐 瑾        2015-06-30
        標示關鍵字        標示關鍵詞並按此開始搜索

金融危機後 理念之爭走向融合與妥協——讀馬丁·沃爾夫《轉型與衝擊》       

《轉型與衝擊》

馬丁·沃爾夫說未來全球經濟

馬丁·沃爾夫 著

馮明 程浩 劉悅 譯

中信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徐 瑾

如果說1929年大蕭條是宏觀經濟學的聖杯,那麼2008年金融危機則堪稱當今經濟學與金融學的雙重明珠。面對這一宏大題材,任何有雄心的寫作者都忍不住嘗試。於是從經濟學家到財經政要,都紛紛著述,媒體人也不遑多讓,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的新著《轉型與衝擊》即是其中大部頭。

2000年榮獲大英帝國勳爵位勳章(CBE)的馬丁·沃爾,堪稱財經評論員的職業楷模。他畢業于牛津大學,曾在世界銀行工作多年,雖然沒有博士學位,卻獲得不少榮譽教授稱號。除了擔任FT首席評論員,他還出任達沃斯(Davos)每年一度“世界經濟論壇”的特邀評委成員和國際傳媒委員會的成員。按照中國經濟學家家余永定說法,馬丁·沃爾夫無疑是當今世界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媒體人”或“媒體人–經濟學家”,這從本書諸多財經大腕的推薦及致謝名單可見一斑——既有金融投資家喬治·索羅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也有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著名左派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也有前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

馬丁·沃爾夫擁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除了英語優勢及FT地位等外在因素,他本人的判斷力尤其重要。我最為欣賞他一點在於,他的評論不僅專業,能為主流經濟學所接納,又能跳開主流習慣影響與意識形態窠臼,以中立而務實的眼光去體察財經大事——理解專業而不迷信專業,與業界聯繫密切而又保持獨立,這其實正是媒體人作為意見領袖的最大優勢之一。

《轉型與衝擊》(The Shifts and the Shocks)英文名來自兩位經濟學家Douglas A. Irwin、Kevin H. O'Rourke發表在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NEBR)的論文《Coping with Shocks and Shifts: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在這兩人論文定義中,“shocks”(衝擊)表示世界經濟居然進入金融危機之後的大衰退以及政治經濟衝突,而“Shifts”(轉變)表示緩慢而長期甚至有些痛苦的改進與改變。這一名詞被馬丁·沃爾夫借用來討論金融危機的成因、影響及可能的解決方案。

金融危機顛覆了諸多觀念。諸多經濟學家未能預測金融危機讓經濟學面上無光,財經媒體也在反躬自問。多年來,馬丁·沃爾夫一邊以分析世界經濟為職業,一邊為全球化吶喊不已,但他也承認沒能預計到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與政治混亂,而其中不少成因與全球化及金融自由化密切相關。他認為他的失敗在於缺乏想象力,沒能預料到西方金融系統會如此垮塌,“我依賴于一個心理模型,在這個心理模型中,世界上大多數發達經濟體不存在再一次發生“大蕭條”的可能性,甚至“大衰退”也不可能。”這種負疚感部分成為《轉型與危機》寫作動力,他通過他的學求學之路來反思主流經濟學。他是奧地利移民後代,其哲學觀念深受身劇作家及記者的父親的影響,即“自由主義民主”,這一價值觀衍生到經濟學,使得他一方面鼓吹全球化的進步,另一方面也堅定自由市場的信念。不過實際如何和應該如何往往並非一致,世界如何運行和個人價值觀之間也可能存在鴻溝,2008年金融危機不僅加大了這一鴻溝,也提供了反思的契機。

馬丁·沃爾夫上世紀60年代在牛津讀書時曾對凱恩斯有興趣,隨後則投身于推崇市場導向的經濟理論的運動之中,這也對應著新自由主義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期的興起,對應著撒切爾夫人在英國的大刀闊斧改革,所以奧地利學派的理論給年輕的沃爾夫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如今,金融危機動搖了沃爾夫對於均衡的信念,也重燃了他對於凱恩斯的興趣,“80 年之後,我們面臨著與凱恩斯在20世紀30年代所面臨的同樣的問題。這次金融危機再次提醒我們,不從歷史中學習的人注定會重蹈覆轍,這是對我們的警醒。於是,這次危機改變了我思考金融、宏觀經濟學以及兩者之間關聯的方式,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改變了我思考金融系統和貨幣系統的方式。在某種意義上,我發現,促成本書的那些觀點讓我離自己45 年前的態度更近了。”難道金融危機使得大家都變成凱恩斯主義者?難道馬丁·沃爾夫轉向不再信奉市場經濟了?答案並非是簡單的是或否。在真實而且不斷演進世界之中,政府和市場地位不是由大小來決定,而由是否可以負責、是否可以問責來界定。一方面,在過去放鬆管制的潮流之下,銀行等金融機構吹大信貸泡沫,最終導致金融危機,但其代價卻是由全體納稅人來承擔;另一方面,在承擔了監管、養老等諸多公共責任之後,再在期待現實中一個無所作為的小政府也已很不現實。

事實上,凱恩斯和哈耶克之間未必涇渭分明,從某種意義而言,哈耶克代表一種對於自由市場的長期價值底線,而凱恩斯代表面對危機時刻的短期政策,兩者不僅互為補充,也在碰撞中決定了經濟周期及政治的思考。這本身就取決于我們對時間長短的看法,在危機之中,對金融業乃至需求不足的救贖與出手,往往有其必要,但應掌握度量,否則即使短期刺激有效,也會衍生漫長噩夢。

危機並未過去,而且理念之爭也在公共政策之中反複上演。目前多數國家的經濟總量仍未能達到危機前的峰值,而複蘇之路則面臨修復金融系統、債務、需求不足三大問題,這其中不同思路也代表不同經濟學理念的衝突。馬丁·沃爾夫討論了四種解決思路,即新正統、破產清償主義、超越新正統以及激進重構。這四大思路囊括了當下主要經濟體的解決思路,但每種思路存在短板以及爭議,馬丁認為最佳方式是某種形式的融合,“因為沒有一種能夠壟斷所有智慧。”展望長期,無論經濟增長還是結構改革,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解決方案的過程揭示了沒有一勞永逸的思路,融合、妥協或許是更為務實的道路。一系列問題昭示了人類正在走向金融與經濟無比融合又動蕩不休的年代,金融危機使主流經濟學遭遇挑戰,而邊緣經濟學家則受到關注,其中最被低估的就是後凱恩斯主義代表海曼·明斯基。馬丁·沃爾夫認為他對於經濟的洞察沒能經受起明斯基的檢驗。

在1982年,明斯基曾如是發問:“‘大蕭條’還會再次發生嗎?如果會,為什麼在‘二戰’之後的這些年裡一直沒有再現呢?在回顧歷史記錄和過去35年相對比較成功的經驗時,我們會自然而然地聯想到這些問題。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有必要創造一種經濟學理論。在該理論中,我們的資本主義經濟可能自發地進入‘大蕭條’狀態。”《轉型與衝擊》無疑是在準備回應明斯基這一發問。事實上,無數精英也以行動以及著作回應,但這是一個巨大的工程,還有太多問題需要梳理和探究。

sun 發表於 2017-12-29 21:42

第一財經日報
A16  |   全球思想家  |   By 塞巴斯蒂安·布庫普        2015-01-22
        標示關鍵字        標示關鍵詞並按此開始搜索

“全球新局勢”迷思       

塞巴斯蒂安·布庫普(Sebastian Buckup)失序的世界——對於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來說,困擾世界的地緣政治緊張,可以歸結為這一簡單卻又有力的趨勢。我們的世界既非單極亦非多極,而是無極的(non-polar)。這是“一個尋找新秩序的世界”。

200年前的1815年,歐洲領導人可能也有類似的憂慮。在被數十年的戰爭拖得精疲力竭後,他們齊聚維也納,謀求建立一種新的秩序。維也納會議使歐洲享受了將近一個世紀的相對和平,為科技進步的加速、工業資本主義的崛起,以及強大民族國家的誕生奠定了基礎。可以說,維也納和平協議加速了世界的現代化進程。

進步、市場、民族國家——這三大使西方崛起的因素,如今也在造就非西方的崛起。全球的緊張局勢、新興大國和傳統強權之間的戰略競爭,都是這一推動力的副產品。不僅如此,這三大現代性的支柱,本身正面臨著生存危機。這體現出我們時代的悖論:我們同時經歷著現代性的全球化,以及對其根基的信心危機。

技術進步帶來的分化

我們正對進步失去信心。近幾十年,富裕經濟體的生產力進步速度顯著放緩。一些經濟學家提出,數字革命轉化為生產力的能力,還無法望電力及內燃機項背。羅伯特·戈登(RobertGordon)、泰勒·柯文(TylerCowen)和托馬斯·皮凱蒂(ThomasPiketty)等經濟學家因此預計,未來緩慢的經濟增長將基於資源投入的增加,而非生產率的提高。過去,生產力的進步創造出更多和更好的崗位;如今,勞動力市場卻呈現出只有少數贏家和衆多輸家的兩極分化,這對一個將擁有90億人口、資源有限、生態系統脆弱的星球來說,可不是好事。

今天與前工業化時期的關鍵區別,在於是否相信人類進步。對於人類進步的信心,讓我們創造並維護有利於創新而非掠奪的環境:政治穩定、產權保護、科技進步。如果技術進步不能產生廣泛的共同利益,或者其整體增長率放緩,那麼政治、社會和經濟穩定就將岌岌可危。

不斷加劇的貧富差距

我們正對市場失去信心。與技術進步一道,自由市場被視作現代性的第二大支柱。亞洲、拉美和非洲國家的迅猛發展,主要是市場化改革的結果:過去30年,中國經濟往往保持9%以上的增速,使數以億萬計的人口脫貧。印度在20年間,把貧困率從50%降至20%。現在許多增長最快的經濟體都位於非洲。

然而,盡管發展迅速,許多國家的貧富差距卻在顯著擴大。目前,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不平等現象比上世紀中後期嚴重得多,高于英國和美國這樣的自由市場經濟體。有專家會提到庫茲涅茨曲線(KuznetsCurve),該曲線表明在經濟發展起步階段,不平等現象會更為嚴重,但隨著經濟持續發展,收入分配差距會逐步縮小。但問題在於,富裕國家的貧富差距也在迅速擴大。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計算,過去30年來,全世界每10個人中,就有7個生活在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國家。

不斷加劇的不平等現象,不僅在政治上引發爭論,也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合法性提出了挑戰。經合組織(OECD)和IMF最近的研究顯示,較小的貧富差距有助于更快和更持久的經濟增長。研究同時表明,收入再分配通常對經濟增長有正面影響,只有在極端情況下才有負面影響。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全球風險報告》將嚴重的收入不平等現象,列為過去三年的最大風險之一。“嚴重扭曲的收入分配損害了長期增長的速度和可持續性。”IMF總裁拉加德警告稱,“這會導致經濟缺乏包容性,使增長潛力喪失殆盡。”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經濟增長的放緩,還將加劇不同形式資本主義的爭論。如果投資工廠、研發或者教育的預期收益下降,那些投資政治的願望可能會更強烈。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資深研究員莫伊塞斯·納伊姆(MoisésNaím)認為,腐敗——而非資本主義——是俄羅斯、尼日利亞、巴西和印度等國家貧富差距加劇的主要原因。在新興經濟體政府易受腐敗和尋租影響的同時,發達經濟體也不必自鳴得意。達隆·阿齊默魯(Daron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Johnson)、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eglitz)等經濟學家警告稱,特殊利益集團對歐洲和美國的政治具有過大的影響力,這對經濟增長、政治穩定和社會平等構成了威脅。

新型網絡帶來的衝擊

我們正對政府失去信心。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工業革命——這些歐洲現代歷史上的顛覆性變革,都由那些破壞了傳統權力架構的非正式網絡驅動。蒸汽船和火車不僅運輸商品,還傳播了包括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在內的強大思想。與此同時,新的統治集團以強大的民族國家和企業的形式產生。“20世紀中葉是統治集團的鼎盛時期。”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Ferguson)寫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毀了歐洲舊有的王朝統治集團,新興強大的民族國家以令人驚奇的速度取而代之。

今天,所有國家,無論是民主的還是非民主的,同樣面臨著信息、商業和社會網絡的衝擊。這些新型網絡能夠武裝人類,解放創造力並激發變革,但它們也能挑撥離間、灌輸黨派之爭和傳播混亂。它們不僅通過提高經濟增速和生活水平給人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也能放大危機並加劇波動和不穩定。降低一個網絡化世界的危險,又能保全網絡的良性自我組織能力,是21世紀政治秩序的首要目標。

但新型網絡的跨國性質、複雜性和傳播速度令各國很難找到這個平衡點。在面對這一新型網絡時,自由世界顯得自我封閉和兩極分化,專制國家往往訴諸鐵腕政策。最近的調查顯示,過去多年來,對於公共領袖的不信任情緒,以及各種示威抗議活動都在抬頭。

可以肯定的是,國家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的放鬆可能是件好事。然而,如果各國被廣泛認為無法建立一個有效且合法的秩序,那麼對於國家基本功能的設想就會變得岌岌可危。極端主義、民族主義、分離主義將會受益。如果國家變得虛弱,那麼國家的制度也難幸免。面臨合法性危機的政府,將難以作出國際合作需要的承諾、妥協和讓步。

相互靠近

又疏遠的世界

全球新局勢——今年達沃斯年會的主題——同時以現代性的擴張和衰退為特點;它描述了一個正在同時相互靠近卻又彼此疏遠的世界。對許多人來說,“世界正變得越來越小”更像是一種威脅,而非一種期許。這是一種合理的擔憂,還僅僅是歇斯底裡?盡管界限很模糊,但對環境的恐懼感,卻為激進思想的傳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加劇了地緣政治衝突的風險,使解決全球挑戰的努力變得更為複雜。

1815年,建立新的國際秩序還只是一小部分政治家的事情。從此以後,參與者、溝通和危機的數量成倍增長。2015年,多邊外交雲譎波詭,遠不止于雙邊事務。鑒於此,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為領導者提供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平台,幫助他們獲取必要的真知灼見並建立合作伙伴關係,以應對這一“全球新局勢”,從而平衡並重建現代性的支柱。

(作者為世界經濟論壇議程策劃總監,原文發表于世界經濟論壇官方網站,本報記者顧鄉翻譯)

頁: [1]

Powered by Discuz! Archiver 7.2  © 2001-2009 Comsenz 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