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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發表於 2017-10-11 20:45

如何阅读德里达

如何阅读德里达               

“解构主义”之父雅克·德里达逝世,一个德里达著作翻译的热潮将于今后一两年中到来
     


德里达以《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
10月9日,法国哲学大师、“解构主义”之父雅克·德里达因胰腺癌在巴黎一间医院逝世,终年74岁。德里达的离世被法国媒体视为自1980年让·保罗·萨特逝世以来法国学术界最大的损失。
世之谈德里达者夥矣,然多不能读其书,大抵浅尝辄止,辗转稗贩而已。今且暂置玄理,仅就刻下易得之汉语资料,略论德氏学问之崖略,匪敢自诩津梁权舆,聊示门径耳。

如果你除了最近才从一打讣闻悼词中猎取的零星信息以外,对德里达的思想基本一无所知,那么,你可以先去找来上海复旦大学张汝伦先生的《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来翻一翻。在该书末尾,作者用十几页的文字清晰简洁地总结了德里达的思想要点,这是国内少见的虽然篇幅短小但基本没有常识错误的概述。如果你还想知道英语世界的人对德里达有什么总体印象,可以参考《敲开智者的脑袋——当代西方50位著名思想家的智慧人生》(约翰·雷契著,吴琼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中的一则,如果你对德语世界的看法也感兴趣,请参考《法意哲学家圆桌》(英格博格·布罗伊尔等著,叶隽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这本书是些德国的业余哲学爱好者鼓捣出来的,他们的说法不无代表性。要知道,德语世界对德里达的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英语世界。
现在,我们假设你已经具备了基础知识,那目前的要务就是对德里达的话语方式有个初步了解。由三篇访谈构成的《多重立场》(佘碧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5月第一版)或许可以满足这一需求。德里达一生,少说也接受过几百次采访,而这三篇访谈很难得地,提问者不算太过幼稚(多亏有女哲学家克里斯蒂娃的参与),访谈的内容精炼紧凑,彼时德里达又是刚刚成名,答得周延谨慎,不像他晚期每每“离题万里”。另一本访谈录《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则显得杂乱一些,翻译也逊色几分。

国内出版的综述书共有三种:克里斯托弗·诺里斯《德里达》(吴易译,昆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斯蒂芬·哈恩《德里达》(吴琼译,中华书局2003年10月第一版)、高桥哲哉:《德里达:解构》(王欣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克里斯托弗·诺里斯这部影响甚大。他的理解也颇深入,只是出版时间较早(英文版1987年面世),对德里达的认识不可能特别全面。斯蒂芬·哈恩的是本薄薄的小册子,著者毫无名气,但书写得很有特色。尤其是从他的评论看,哈恩似与德里达的思想意趣相投,这就非常难得了。初入门者不可因其篇幅短而轻忽之。至于日本人的那本,我看就算了吧。倒不是瞧不起日本学界——人家的西哲研究比中国全面得多,虽然未必深入得多——是因为那翻译实在无法恭维。

德里达的著述总共有七十多种,别说通读,就是选读其中的重要之作也是极不容易的。因此,在攻读之前,必得心中有数,了解他哲学的大貌。在我看来,德里达的思想发展大体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目前,中国的翻译工作集中在早期著作。《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方向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是德里达的处女作。以前学者们对它重视不足,现在学界已公认这是一部力作。虽然德里达自己总是想对“起源”进行解构,但此书正是他思想的“起源”,甚至可以说,他一生的哲学探索都没有离开这一源头很远。阅读此书,可以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叶秀山先生的一篇旧作《意义世界的埋葬——评隐晦哲学家德里达》(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后收入《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叶秀山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文中对《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的重要意义有所申述。
1967年,德里达一举推出三部书,它们是《书写与差异》(上下册)(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5月第一版2001年9月第一版)、《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声音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导论》(杜小真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8月第一版)。这三部书使1967年几乎成了“德里达年”,它们也是目前传统学者最推崇的德里达作品,因为其行文基本上还遵循着原有的学术规范,理路清晰可辨,主题则局限在形而上学和现象学上。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三本书是最值得精读的德里达著作,尤其是对于那些不适应德里达发散而迂回的文风的读者。北京大学张祥龙教授《朝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里有专门一章探讨《声音与现象》,很值得一读。《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上有短文《德里达谈现象学》,是德里达的夫子自道。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我看来,属于德里达的思想发展中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文体试验愈加大胆,表达方式跳跃而晦涩。这一段的代表作有《播散》、《哲学的边缘》、《明信片》、《丧钟》、《耳朵传略》等。中期著述,中国的译介最贫弱,这与原作的难度也不无关系。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读到一些短篇译文,比如《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上所刊《逻各斯之父》,选自《播散》;《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汪民安等编,2000年11月第一版)中有《延异》一文,选自《哲学的边缘》。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德里达的思想“回真向俗”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他热心政治、社会及宗教问题。同时,他的文风变得非常散漫,越来越多的文本属于在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讲演辞,其中经常掺杂客套话和离题语。当然,德里达的思想力度并没有因此减弱,甚至在一些人看来,他反而更深刻了、更伟大了,如果不是更庞杂了的话。不过,这段时期他出版作品过于频密,难免予人累赘重复之感。目前,属于晚期著作的,中国翻译了两种:《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蒋梓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它们都谈论了政治,前者思考了马克思在当下的意义,后者则多少与纳粹主义相关。另外,2001年德里达访问中国,嗣后他的讲演被收集进《德里达中国讲演录》(杜小真、张宁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从这本非常杂乱的集子,我们大概可以约略窥见德里达晚年思考的复杂性和庞杂性。

德里达对哲学思想史有许多创造性的阐释,也有不少游戏般的解构。他对现当代一些著名思想家的解读同样引人注目。德里达与尼采、海德格尔的关系,可参考恩斯特·贝勒尔《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李朝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一书。此书不厚,但见解深刻,《尼采在西方》(刘小枫等选编,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第一版)除了选刊贝勒尔书中的一章(但译者不同),还有德里达自己的一篇《风格问题》。《尼采的幽灵》(汪民安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则收入德里达《阐释签名(尼采/海德格尔):两个问题》一文。
德里达一直有“好斗”的恶谥,他跟许多当代哲学家发生过争论。最近,国内出版的《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孙周兴等编,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就是例证之一。此外,他跟福柯的争执可参考《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里的两篇文字;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对德里达的批判见去年出版的《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第一版)一书第六章。

文学,是德里达的最爱。他曾多次表示自己是文学作品不知疲倦的阅读者。他谈文学的作品被收集在《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一书中,但读者们要注意,此书为美国人所编,中译本是从英文转译的,几乎可以说是译得一塌糊涂。在欧美学界流传甚广的乔纳森·卡勒《论解构》(陆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也是主要着眼于文学的。卡勒乃才智之士,所以该书虽不算深刻,但还值得一读。尤其是内地最近翻印了它的英文版(外语教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一版),可与中译参照使用。
从文学角度对德里达进行评说的作品很多,《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马克·爱德蒙森著,王柏华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等等都是。老实说,这种书读不读就是那么回事了。德里达思想对翻译理论的影响,见英文版的《解构主义与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一书。想知道德里达自己对翻译问题的说法,可以读《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郭军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里的长文《巴别塔》。

好了,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虽然中国对德里达思想的译介还很不充分,但你可读的东西毕竟不少。我们差不多可以预见,一个德里达著作翻译的热潮将于今后一两年中到来。结果可能是:德里达的书多到你这辈子都读不完,于是,你放弃了,最终连从讣闻悼词中捞来的那点零星信息都忘光了。阿门。(书评人 蔺且)
《南方都市报》

sun 發表於 2017-10-12 10:53

哲学大师德里达:解构主义点滴
已有 3444 次阅读 2013-6-27 12:52 |个人分类:千里旅行,万卷阅历 Travelling and reading help yo|系统分类:人物纪事|关键词:哲学 结构主义 德里达 语言学 语言哲学|文章来源:转载

   德里达是法国人。正是他创建了解构主义学派,向人们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中已经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发起挑战。德里达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突破性的著作写于20世纪60年代。此后,他在学术界,特别是在美国的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美国度过了很长时间。

  德里达是20世纪少数几位人们熟悉的哲学家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通人就能理解他的思想。他的解构主义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学术思想。解构主义的核心概念就是每一个字,延伸到每一句话,都具有多层内涵意义,而且这些内涵意义随着文化和历史的变迁而发生着改变。举例来说,一位作家或许不知道解构主义,但是当他铺开纸写作的时候,他写的文字就具有很多表面意义以外的其它含义,而专家可以通过“解构”的手段来发现这些其它含义。当然对有些人来说,德里达的思想根本无法理解。在1992年,剑桥大学的一些研究员认为德里达的著作非常荒谬,差一点剥夺了他在剑桥大学的荣誉学位。尽管如此,德里达对当代思想界的杰出贡献是无可置疑的。




2004年10月11日扬子晚报

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德里达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

  8日深夜,法国著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教授因胰腺癌在巴黎一家医院去世,享年74岁。

  法国总统府于当地时间9日向外界公布了上述消息。法国总统希拉克对德里达的去世表示了深切的哀悼,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因为他(德里达),法国向世界传递了一种当代最伟大的哲学思想,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公民’。”

  作为解构主义的创始人,德里达堪称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而他的辞世也被认为是法国思想界继1980年让-保罗·萨特逝世后最大的损失。

  小学时被开除

  雅克·德里达1930年7月15日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一个犹太家庭。德里达的父亲是个商人,德里达一家原本居住在首都阿尔及尔,后来举家搬到了避暑胜地埃尔比哈并在那里定居下来。

  虽然雅克·德里达教授现在蜚声世界,但他童年时的求学经历并不顺利。阿尔及利亚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家境殷实的德里达被送到当地一所著名的法语学校学习。1942年,法国维希政府实行严厉的种族政策,极力迫害犹太人,德里达也因此被赶出了学校。不过,求知若渴的德里达并没有放弃学习,小小年纪的他兴趣广泛,竟在短短几年间遍读了卢梭、尼采、加缪和诗人保罗·瓦德利的诸多作品。

  二战结束后,他于1949年前往法国求学,目标是进入“法国思想家的摇篮”———法国高等师范学院。但是他连续两年尝试都没有成功,直到1952年,他第3次报考才终于被校方接受。而在第一个学期期末考试时,他的口语考试也未能及格。

  50岁才成博士

  1956年,德里达从法国高等师范学院顺利毕业,并拿到了学士学位。毕业后,他曾到美国哈佛大学短期进修。因思想一开始并不为传统思想所接受,他的博士论文也一直没能通过,直到1980年,在他50岁的时候,才拿到了自己的博士学位。

  不过,早在拿到博士学位前,德里达就已成为闻名全球的哲学大师。从20世纪60年代提出“解构主义”以来,他的哲学理论波及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对哲学、文学、语言学、法学、建筑学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而“解构”也成为一个最时髦的词眼。

  西方哲学的“叛逆者”

  雅克·德里达是解构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被称为“解构主义之父”。他的思想在上世纪60年代后掀起了巨大波澜,成为最有争议的哲学家之一。他的理论动摇了整个传统人文科学的基础,也是整个后现代思潮最重要的理论源泉之一。

  德里达的主要代表作有《文字语言学》(1967)、《声音与现象》(1967)、《写作与差异》(1967)、《散播》(1972)、《哲学的边缘》、《立场》(1972)、《人的目的》(1980)等。《文学行动》是他上世纪90年代的新作,汇聚了他各个时期以来的文学思考,这既是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一部异想天开的批评写作。

  耶鲁大学的哲学家希利斯·米勒形容说:“解构一词使人觉得这种批评是把某种整体的东西分解为互不相干的碎片或零件的活动,使人联想到孩子拆卸他父亲的手表,将它还原为一堆无法重新组合的零件。一个解构主义者不是寄生虫,而是叛逆者,他是破坏西方形而上学机制,使之不能再修复的孩子。”

  2001年,德里达曾来到中国,举行了一系列巡回演讲介绍他的理论。

  一生的遗憾:没成为足球运动员

  德里达被称为“解构主义之父”。从根本上来说,解构主义是反传统的,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发起挑战。这让他在欧美学生和青年学者当中颇受欢迎。

  《洛杉矶时报》一篇文章曾写道:“他为年轻人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那就是让他们意识到,他们不仅仅是所谓的二流哲学家,不仅仅是翻译外国大家的作品,他们有权去做探险者,去探索、去批判那些西方哲学思想中所谓的博大精深的,而又似是而非的隽语。”

  毕竟是作为反传统的“先锋”,德里达教授在拥有越来越多的“拥趸”的同时,也从来不缺少批判和反对的声音。他的学生称他是“天才”,把他像流行歌星一样崇拜,但批评者则认为他不过是创造了一种蒙昧的含糊不清的相对主义的表达方式,在他的理论中,任何事物似乎都可意味任何事物。

  矛盾在1992年激化到了顶点。当英国剑桥大学决定授予德里达教授荣誉博士学位时,全世界竟然有20位哲学教授,其中包括著名的哈佛大学逻辑学家W·V·奎因教授联名致信给剑桥大学,提出抗议。

  除了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德里达教授也是一位语言天才,虽然他的文字被常人看来都是那样艰深晦涩。上个星期,德里达教授还被认为最有可能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虽然最后这个奖项被授予了奥地利女小说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

  德里达教授兴趣广泛,他生前与夫人玛格丽特和两个孩子居住在巴黎南郊的里斯·奥兰吉斯区。与其他法国文学家、思想家都喜欢住在左岸不同,德里达教授更中意里斯·奥兰吉斯的安静。据他夫人介绍,德里达教授特别喜欢看电视,无论是新闻节目,还是肥皂剧,他都爱看。

  而他有生之年也有一个深深的遗憾,那就是没能成为足球运动员。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表示:“我年轻的时候曾梦想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为阿尔及利亚国家队效力。但我最后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梦想,因为我踢得不够好。”



  名词解释: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或传统哲学的反叛。简单地说,“解构”就是“反结构”。

  德里达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定势: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支配性的力,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且逻各斯永恒不变,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这束缚了思想,也进一步束缚了人类文化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解构主义就是打破这种霸道的秩序,如社会道德秩序和个人意识习惯以及无意识的民族性格等。 来源: 广州日报



  05年01月03日 新华网

解构德里达

  如果你把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以下两件事上:一是声称语言无法表达客观真理,二是挑战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基础,那么我猜想,到你过世时,你必然会遭到一两句尖刻的评价。事实就是如此,在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上周末逝世后,一些人问,他的逝世是否可以有不止一种解释,其他一些人则问,我们能否肯定此事确实发生过,还有人写信给一份英国报纸,想知道这位法国知识分子将被土葬、火化或是被解构。

  这里不是为德里达发讣告的地方,即使是,我也没有资格写讣告。但我的确对他有足够的了解,所以想知道,他会不会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而名垂青史,原因倒不是他令人费解的学说的具体内容,而是他在促成“确定性”死亡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正如上周的各条讣告所记载的,德里达是“解构主义”之父。如果你想知道解构为何物,那可就难了,因为德里达自然舍弃了这种“实在论的”定义。但其基本原理似乎是,语言无法传达固定的意义或普遍的真理,因为所选用的词,以及选择这些词的人的观点,会不可避免地歪曲语言想表达的现实。解构就是通过拆散文本、揭示文本内部模棱两可和互相矛盾之处,从而揭露这种歪曲。在上世纪60、70和80年代间,德里达的影响渗透到各大学校园,尤其是美国的大学校园,因为正如周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所指出的,在美国,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和发展中国家事业的倡导者信奉他的一些方式,他以这些方式来揭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弗洛伊德等已故白人男性的偏见和自相矛盾。

  很快,解构概念就超越了语言学范畴,传播至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进入建筑、法律和宗教领域,还进入时尚、广告和大众文化领域。在大众文化领域,解构概念导致1997年伍迪•艾伦(Woody Allen)为其一部电影定名为《解构哈里》(Deconstructing Harry)。

  当然,解构的问题在于,它没有为绝对真理留下任何余地;一切都是变化的、相对的,而且有待质疑。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到此为止了,当时西方思想家和作家认为,通过采用科学、理性和逻辑等普遍价值观,文明可以将自己从无知、恐惧和迷信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德里达则宣称,历史知识是不可能的。他将理性斥为对确定性不诚实的追求,并把对真理的寻求简单称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支配性幻想”,以此攻击西方思想的根基。

  平心而论,他不是第一个散播怀疑种子的人。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令人们对西方社会的进步产生一定的怀疑。但即使在此之前,爱因斯坦就抛弃了牛顿学说的确定性,建立了自己的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认为,时间和空间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于观察者和观察对象而言,这个理论不可思议地预示了德里达思想的产生。几乎在同一时间,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和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提出了立体主义,这是观察世界的一种革命性方法,它涉及对主题的解构,然后同时从多种角度来描述它。

  在爱因斯坦之后,科学基本上离开了常识王国,并上升到如此复杂的水平,以致成为不可知论。在追求抽象的过程中,艺术也变得如此脱离对现实的传统感知方式,以致于到上世纪60年代,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嘲讽地将艺术定义为只要是你能得逞的东西。但德里达比任何人更多地向主流思想注入一种观念:你应该忘掉启蒙运动教给你的一切,即历史和进步是胡说,真理和现实只是观者所见的表象,任何事都不完全是它表面的样子。

  由于德里达的这种做法,在把“讥讽”变成我们时代旋律方面,他要负很大责任。当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信奉时,讥讽或多或少成为我们所能采取的唯一可能的立场。通过挑战人们长期珍视的假设和传统,他也对赋予我们生命以结构的确定因素予以痛击。他使持久不断的修正主义得以兴起,从而导致人们认同的真理被颠覆(莎士比亚是黑人,市场效率低下,每天吃个苹果对人有害);此外,他通过攻击一种观点,从而破坏了“权威”的概念,该观点认为某种人可以有更高的权利声称拥有智慧,懂得什么是正确的或最好的。”

  德里达一直被指责为具有虚无主义思想,这并不奇怪,但一贯受风尚驱动的哲学界,现在也开始背弃他。虽然有些奇怪,但我必须承认,我对这个家伙有几分好感。毕竟,相对论的反面是绝对论,绝对论意味着采取思考和行为的单一标准。我想大多数人会同意,我们在20世纪已经受够了那种绝对的做法。

  不协调的是,上周末去世的另一位名人是曾扮演超人的男演员克里斯托弗•里夫(Christopher Reeve)。你或许还记得超人的老式口号:“真理、公正和美国方式”。今天,这个口号才开始有点老掉牙,这或许表明德里达的影响正日渐式微。

  作者:理查德•汤姆金斯(Richard Tomkins)

  译者/伯弢



 04年10月15日 英国《金融时报》

企业真相启示——专栏作家约翰·凯: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有助于人们把商业看成演变的复杂事物

  “午餐室里没人听说过他。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到Google上查查他的情况。”当《卫报》纪念上个月去世的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时候,伦敦金融城所能做的仅此而已。但是,法国总统雅可•希拉克(Jacques Chirac)称他为“我们时代思想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这种说法本身就足以在《华尔街日报》上令人们目瞪口呆。《华尔街日报》称,德里达的思想,“理应受到每一个关心思想生活中道德层面的人毫不吝啬的批判。”

  德里达最著名的思想是解构主义。他有一句名言“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当我还是个儿童演员的时候,我曾在戏剧《等待戈多》中扮演那个小信使。萨缪尔•贝克特的这部伟大作品对任何人来说都并不容易理解,要是你只有十岁,那就根本理解不了。我打算给贝克特写信,跟他解释一下我的困难,请他告诉我这部戏到底讲什么。可是那时候Google还没有发明,我也就一直都没能找到这位剧作家的地址。

  现在,我知道贝克特当时在巴黎,也许正和德里达在左岸的某个咖啡馆相谈正欢。雅克会跟这位作者说如何回答我的问题:要重读剧本,因为“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剧本不是教科书。阅读一本录像机使用手册的目的,是推断作者的意图,我们通过解读这些意图的难易程度,来判断这本使用手册的好坏。如果你把手册给丢了,通过一定的技巧和努力,你还可以把它的内容再写出来。录像机是一种功能明确而不变的物质设备。

  但是,戏剧在动机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就没这么简单了。如果莎士比亚想过要提醒人们野心的危险性,他完全可以利用PowerPoint的“内容提示向导”功能,制作一个幻灯片演示,而不用花心思创作《理查三世》。而他写的这部戏,有很多层含义,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而你从中领悟的都是个人的理解。有人曾经问天才儿童杰迪戴亚•巴克斯顿(Jedediah Buxton),对《理查三世》怎么看,他(准确地)说道,这个剧本有12455个单词。他和别人看的既是同一出戏,又是不同的戏。莎士比亚无疑从王权的角度考虑过《理查三世》。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可以成立的,但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也没有一个(包括莎士比亚本人的观点)是值得特别看待的。

  但是,我们却把商业看成录像机般的静态机器,而不是像戏剧那样不断演变的、复杂的事物。在我讲述商业史上某个片断之后,往往会有一位听众跳出来告诉我:“我当时就在那儿,这才是当时的真实情况。”但是,内部人员对真实情况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洞见,而只有一种肯定存在局限性和偏见的看法。财经记者们往往相信,通过盘问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就能了解这家公司的真相,这就跟我当年试图向萨缪尔•贝克特求助一样犯了幼稚的错误,而理由甚至更不充分:贝克特至少亲自一字一句地写出《等待戈多》,可没有一个首席执行官能期望对他手下的企业具有这种程度的控制。

  欧洲有一句愤世嫉俗的古老谚语:关于人的事情,没有最终的真相。这正可以解释《华尔街日报》的恼怒,该报的社论版每天都在证明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但是,不存在一个绝对属实的报道,只有用程度不同的各种解释。照某些字面上的意思,安然公司(Enron)的财务声明可能并没有错,但它的账目意在误导。帕马拉特公司(Parmalat)的账目目前在接受详细审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意大利小镇的人类学和贪婪的心理学,我们就会对这些公司有更深的认识。

  一部商业史就像一出复杂的戏剧,有许多线索纠缠在一起,即使其中一根被辨认出来,也还会有许多其他线索有待解开。在下个星期的专栏中,我将通过最著名的个案研究,即本田汽车在美国汽车市场上的成功,来阐明这一点。

  哈佛商学院的MBA学员在讨论个案的时候都被告知,他们将要辩论的问题没有标准的正确答案。我怀疑,他们会意识到自己正在解构的过程中。但是,同学们,我倾向于认为德里达对此会表示认同。

  作者:约翰•凯(John kay)

  译者/彭伦

  04年11月9日 英国《金融时报》



以上材料出处:

[url]http://www.8570015.sunbo6.net/show_hdr.php?xname=MV645U0&dname=ST6C1U0&xpos=110[/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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