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亨經濟、權貴資本和發展
大亨經濟、權貴資本和發展(上)更新時間 2011年6月15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5:37
《亞洲教父》封面
《亞洲教父》作者同意中國可以看到不少大亨經濟的特點。
在BBC聚焦亞洲實權、追蹤亞洲財富之際，BBC中文網重訪《亞洲教父：香港和東南亞的金錢與權力》（Asian Godfathers: Money and Power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作者，《中國經濟季刊》編輯喬·斯塔威爾（Joe Studwell）。
斯塔威爾在《亞洲教父》（2007年）一書中，講述了幾位東南亞大亨的故事。包括李嘉誠、林紹良等在內的這些巨富，屬於四、五十個掌控東南亞經濟的大亨階層。
相關新聞話題
亚洲, 中国, 金融财经, 贪污腐败
他認為這些大亨的故事貫穿了一個主題：東南亞經濟是政界和工商界權勢階層之間關係的產物。這種關係在殖民地時期培育和發展，在後殖民地時期得到延續。其主要特點是政治精英賦予工商界精英在國內服務行業的壟斷特權，使他們不必提高科技能力、創立品牌、發展現代企業或提高生產力就能夠聚斂大量財富，而這些要素都是國民經濟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
後殖民地時期，本土政治精英以同樣的方法培育起依附於自己的經濟精英群體，這個大亨階層對政權不構成威脅，還可以跟政界靠山分享經濟利益。
但是，這些大亨自己發財的同時卻並沒有推動國民經濟整體的發展。相反，推動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是製造業的中小企業，以及把勞動力「出租」給跨國公司的勞務政策。香港和新加坡則作為東南亞地區的貿易港、金融處理中心和存放財富的離岸金融中心而繁榮。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暴露出這種權錢關係和政經活動安排的缺陷，即一國政治和機構發展的重大失敗。危機當頭，損失由國家和百姓承擔，而大亨中很多人歷經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變得更強壯。
亞洲金融危機過後10年，情況沒有顯著改變，權貴資本主義依然如故，也沒有出現工業化能力和全球競爭力提高的跡象。
那麼，亞洲金融危機過後14年呢？
BBC中文網最近就「亞洲力量」話題通過電話找到斯塔威爾，請他回答這個問題。
回答是：「沒有任何重大變化值得更新《亞洲教父》出修訂版。」
即便把中國的迅猛發展和海外擴展努力對亞洲權力格局的影響考慮在內，回答也一樣。
以下是與斯塔威爾訪談主要內容的上半部分：
問：「大亨經濟」指什麼？
答：所謂大亨經濟（Tycoon economy），並不是一種發展模式，而是一種特定發展模式的症狀，在拉美和俄國也都一樣。在導致這種症狀的模式下，政府未能有效掌控發展進程，企業家的經濟活動並不符合整體經濟的發展利益。比如，增強製造業能力是符合國家經濟發展目標的，但那些大亨極少涉及提升製造業能力的活動。中國、日本、韓國和台灣就不同，政府的諸多鼓勵政策促使企業家們從事製造業，他們實實在在地生產和製造。通過出口補貼和優惠信貸等政策，政府在操控經濟發展的路徑。
喬·斯塔威爾頭像
斯塔威爾認為東南亞大亨經濟是有權貴無資本主義，而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是其發展模式的一個顯著特點。
問：為什麼大亨主導的東南亞經濟在2008全球金融危機中沒有崩潰？
答：全球金融危機在東南亞沒有造成很大變化，主要因為這些國家已經鎖定了向中國提供大宗商品的角色。在科技進步方面，它們沒有長進，甚至出現退步，但那主要是亞洲金融危機造成的，跟這次危機沒什麼關係。
中國企業的海外拓展努力我的確看到了，但似乎還沒有涉及東南亞。中國的海外投資在亞洲主要集中在斯里蘭卡、緬甸和巴基斯坦，還有非洲。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這些東南亞國家到目前為止成功地把中國資本擋在它們的大宗商品行業之外。不過，考慮到這些國家本身的技術能力，我不排除將來情況會出現變化。
總的說來，我認為中國將根據自由貿易協定擴大對東南亞的製造業出口，而那裏的能源和大宗商品寡頭大亨並不參與也不關心製造業的競爭，而是會繼續把原料和商品賣到中國賺大錢。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國家不會有發展，但那不關我的大亨朋友的事，那要怪他們的政府。
你可以說權貴資本主義仍然是東南亞的故事。
問：說說中國故事。如果把政府作為大亨，您是否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正出現大亨經濟的苗頭呢？
答：中國在1949年前已經有一定的工業化基礎。大家都認為中國的公有化是共產黨掌權以後的事，但實際上1949年前國民黨執政時就開始了。所以，在台灣和中國，最大的企業往往是國有企業，規模較小的企業則更多從事出口業務。
不光是中國和台灣，德國在19世紀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就是規模最大的公司佔據了上游的能源行業，比如石油、天然氣、化工，較小的公司則從事製造業；消費者怨氣衝天，企業效率低下。明治時期的日本也有類似的問題。
現在中國可能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說到底可能就是所謂的「國進民退」。這裏有一點，「國進」主要在上游產業，而私營企業主要局限在下游的製造和出口業，且利潤較低。問題是，如果製造商的利潤邊際很低，就沒有錢投資於研發和技術更新，去跟跨國公司競爭。
顯然，你需要大量投資，巨額的投入，還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可能跟通用電氣或者大眾汽車那樣的西方巨頭競爭。
當然，政府可以說，把挑戰跨國企業的任務留給國營企業吧。它可以這麼說，但數據顯示大型國企大量進口，而很少在出口領域跟跨國公司競爭。它們在國內市場佔據壟斷地位，但並沒有成為具有很強競爭力的出口企業。
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因此受到制肘，而可能只意味著發展效率不如韓國和日本那麼高。
大亨經濟、權貴資本和發展(下)
更新時間 2011年6月16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09:33
該書作者認為從中國可以看到不少大亨經濟的特點。
在BBC聚焦亞洲實權、追蹤亞洲財富之際，BBC中文網重訪《亞洲教父：香港和東南亞的金錢與權力》（Asian Godfathers: Money and Power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作者，《中國經濟季刊》編輯喬·斯塔威爾（Joe Studwell）。
斯塔威爾在2007年出版的《亞洲教父》一書中，講述了幾位東南亞大亨的故事。包括李嘉誠、林紹良等在內的這些巨富，屬於四、五十個掌控東南亞經濟的大亨階層。他認為，他們的故事貫穿著一個主題：東南亞的大亨經濟有權貴而無資本主義，無論大亨們的財富如何風雨無阻地增長，國民經濟和國家現代化發展卻始終難有長進。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把這種現象背後的深層原因暴露出來，即這些國家的政治和機構發展嚴重滯後。
相關新聞話題
亚洲, 中国, 金融财经, 贪污腐败
亞洲金融危機過後10多年，情況沒有顯著改變；即便把中國的迅猛發展和海外擴展努力對亞洲權力格局的影響考慮在內，斯塔威爾也不認為值得更新《亞洲教父》。
下面是BBC中文網與斯塔威爾訪談的主要內容的下半部分：
按鍵 (點擊此處閱讀採訪內容上半部分）
問：中國是否正在形成以權貴資本主義為特色的大亨經濟？
答：你可以說，政府帶領國企從事的活動從發展學角度看並不完全符合國民經濟發展利益，受保護的特權企業幹了不利於國家的事也不必承擔責任。不過，事情並不那麼絕對。我不認為中國的發展歷程可以跟東南亞、拉美或者俄國相提並論。中國的故事比這些地方要好，但也不像許多人聲稱的那麼完美。所謂比較好，是指從中國國企在推動科技進步方面做出的貢獻而言。說到底，科技進步是發展的根本目標和途徑。
中國的權貴階層，在過去30年裏形成的富有階層，致富的根本原因是他們跟政界的關係，跟國有企業的關係。這個群體享受很大的特權，備受寵幸，他們可以輕易獲得充裕的優惠貸款，可以在市場佔據寡頭經營的地位。這些人可以稱為中國的權貴資本家。
不過，更大的問題是，這些權貴資本家在做什麼。他們通過特權獲得的各種優越條件，是否轉化成了對整體經濟發展的貢獻。
東南亞國家嚴格說來有權貴而沒有資本家，因為那裏的大亨獲得了各種特權，卻並沒有把這些用來發展生產，提高技術水平和企業競爭力，對國家的工業化沒有貢獻。如果中國的國有企業確實在推動科技現代化，那麼對經濟的結構和走向可以不必擔心。
問題是許多人認為中國的國有企業在國內市場享受壟斷地位，被寵壞了，不需要提高競爭力和投入科技進步，所以它們對發展沒有盡其應盡的義務。
我認為，最大的考驗是他們對這個國家最根本的發展目標做出了什麼貢獻，這個目標就是技術更新，使中國掌握賴以實現現代化的技術能力。
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
在「日本熱」之後，東南亞一度成為世界關注的熱點。
問：從政府與市場博弈的角度看，中國政府對大型國企的控制是否優於大亨經濟模式下政府對市場的軟弱無能和失敗呢？
答：中央政府對大型央企國企究竟有多大控制？我懷疑它的控制並不如它自以為的那麼強。賴以掌控大企業的機制是增強出口能力，就像日本、韓國和德國的經歷所展示的。如果中國政府不促使大型國企努力擴大出口，它就無法了解這些企業的質量在全球市場上所處的真實位置，就很難作有意義的比較。
如果在國內市場佔壟斷地位，致富是很容易的。任何壟斷企業都能賺大錢，但很難判斷它的效率究竟有多高，除非你能獲得來自國外市場的信息。東南亞最成功的發展實例顯示，這一信息始終來自出口行業。因為長期而言出口業績是硬指標。
問：社會不公是不是中國模式和大亨模式之間的一個共同之處?
答：是。這是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在國民黨統治下，台灣從1950年代開始，社會公平程度在東亞地區堪稱第一。當然，圍繞社會公平的定義仍有爭論，但如果 把韓國、日本和台灣擺在一起看，台灣社會顯然是最公平的。而在中國大陸，它實行了土改，也推行了較成功的工業化政策，但現在政府對社會不公平的容忍程度遠遠高於台灣的國民黨。
僅僅從社會不公平這一點看，中國確實跟東南亞很相像。
不過，這種現象將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呢？我不知道。我們可以知道、看到的是財富分配較公平對持續發展的貢獻，因為社會成員都分享了一定的財富，有一定的資本參與更多的發展。
歷史上不乏社會嚴重不平等導致民眾抗議、政局動蕩。但這種情況是否發生也取決於國家機器是否有足夠威懾力和鎮壓能力。中國政府在壓制異議方面顯然非常令人生畏。
問：與權貴資本主義相伴而來的有不少社會問題，比如社會不公，貧富不均，普遍的腐敗，等等。實際上，政治和機構發展是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您認為東南亞發展滯後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和機構發展領域的失敗，那麼中國在這方面是否嚴重滯後？
答：歷史上確實有一黨執政的獨裁政府制定和推行了很成功的經濟發展戰略，除了中國，像韓國在朴正熙和全斗煥軍事獨裁統治時期現代化出現長足進展；另一方面，戰後的日本實行民主政體，同樣實現了經濟發展的騰飛。我覺得，在發展模式問題上，政治作為一個變量，對最終結果的重要性並不像普遍認為的那麼大。
喬·斯塔威爾頭像
斯塔威爾認為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是其發展模式的一大特色。
問：但是，中國的經濟發展並不能反過來說明它在政治和機構發展方面沒有嚴重滯後，對嗎？
答：對。它最大的失敗是沒有堅持培育民主選舉制度，30多年來鄉村選舉一直停留在原地踏步。這是很不幸的。基層選舉的發展是進行自下而上、逐漸推進政治和機構建設發展的機會，這種非常緩慢而漸進的方式對共產黨的統治並不構成直接威脅。但近期中國當局對不同意見的容忍程度大為降低，被視為政治上的退步，司法現代化和溫和的行政改革陷入停頓，當局更多採用非常原始的手段來掌控社會。這個問題很嚴重。中國社會內部壓力越來越大，而政府靠鼓動民族主義情緒來舒緩國內政治壓力，這令國際社會非常擔憂。
當然，這些問題和失敗本身不會阻止中國成為亞洲強國，但它們會加劇美國、歐洲的擔憂，西方越擔憂，中國尋求發展的國際環境就越差，而這就會影響中國的發展。
問：關於亞洲力量，您怎麼理解？
答：非常粗略地說，人們提到「亞洲力量」時，主要指的是東亞，尤其是中國，近幾年也更多包括了印度。但是，亞洲至少從1868年起就是世界上一個不斷崛起的力量。當時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為貧窮落後國家創立了一個現代化模式。作為殖民地的朝鮮半島和台灣後來走的也是這條路。基於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留下的歷史遺產，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也深受這一模式的影響。
到了1980年代，大家都認為東南亞也走上了這條日本式發展道路。當然，後來證明事實並非如此。
不過，如果要談亞洲力量，那我認為亞洲在150年前就是一股崛起的力量。
世界其他地區也不是最近才注意到「亞洲力量」。1960年代，全世界都為日本激動不已。70年代末還出了本書，叫《日本第一名》（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作者Ezra Vogel）。後來大家對日本的興趣減弱，對中國開始感興趣。在這中間，東南亞的小龍小虎一度也曾短暫地抓住世界的注意力。現在，大家的興趣則聚焦中國。再說近一點，印度也成了關注焦點。
我覺得，世人的興趣是短暫的，對事物具有小報式的口味，這種態勢非常強大。但我必須說，亞洲力量，或者說亞洲崛起，是個時間跨度很長的故事。 新浪財經
財經 2017-07-07
標示關鍵字 標示關鍵詞並按此開始搜索
李嘉誠們的骯髒發家史，白手起家是童話
投資哥
導語
"教父"們最熱衷標榜的"出身草根，童年過非人窮困日子"，說法太誇張、失實；香港大學前校長、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東亞研究所所長王賡武說"我未曾見過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賈"，巨富當然更不必說了。
PS：安得燕屋千萬間，大庇天下善士盡歡顏——馬來西亞燕屋投資計劃
對李嘉誠、何鴻燊、謝國民、林梧桐、陳永栽等香港、東南亞商業巨賈，中國人民總是充滿崇拜感，並稱其為財富的"教父"，但是，他們的致富之道也許並沒有這麼光彩。
《亞洲教父：香港、東南亞的金錢和權力》一書便披露了他們"骯髒"的發家史和財富秘密，該書作者為史塔威爾。"香江第一健筆"林行止撰寫評論稱，本書不少內容，有待"教父"們自行澄清。
一、"白手起家"的真相
"華裔大亨多為白手起家"，這是一個謊言。真正白手起家者，最多只占其中五分之一。而多數大亨，均在某種程度上靠祖蔭或父蔭起家。該地區真正發達起來的商人，多為第二代而非第一代。
這些富豪要麼本來就家庭出身優越，要麼是做了優越家庭的女婿。當然這些富豪確實是通過自己的努力，使原有家庭的財富上了一個新的台階，但這種努力主要是體現在，利用已有的財富做資本，進行政治尋租。
李嘉誠總是說自己小時候如何窮，怎麼沒機會讀書，實際上，在他為富有的舅舅工作之前，他讀過幾年書，然後娶了表妹。他開始的生意得到丈人的經濟支持。毫無疑問，李是一名商業天才，但他的天才在於他搞關係、做交易的能力。而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下，他並沒有體現出多少投資、管理的能力。
史塔威爾指出，"教父"們最熱衷標榜的"出身草根，童年過非人窮困日子"，說法太誇張、失實；香港大學前校長、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東亞研究所所長王賡武說"我未曾見過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賈"，巨富當然更不必說了。王教授為研究華僑社會權威，這句話揭穿了衆多豪富為彰顯自我奮鬥，成功編造"感人故事"故意貶低出身不盡不實的說法。
史塔威爾還曾以此事質疑"對世界局勢瞭如指掌"的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李爵士沖口而出，說白手興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東，便是從無到有的典型巨賈。史塔威爾不以為然，他指出邵爵士為上海紡織富商之後，李兆基的先輩是順德成功的銀莊主人，霍英東確是無產階級出身，但他獲英國政府獎學金入名校(皇仁書院，因"二戰"而輟學)就讀——在殖民時代，入讀名校學得英語，等於跳出草根階層、邁出事業成功第一步！顯而易見，在政權易手之際，南來的富家子弟大都身無長物，唯他們除了有富裕階級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還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廣泛的人脈關係，這些都是草根階層人民所完全欠缺的優勢。
二、行壟斷之實，不從事出口業
史塔威爾指出，亞洲這些超級豪富在經商上有兩個相同的特點。第一是他們大都不是從事"最興旺"的出口業，因為做出口生意要面對國際競爭，那意味即使訂單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為，但利潤"普通"，從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貿易尤其是兼營工廠，賺的是"辛苦錢"，而且比較起來是蠅頭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為上策。第二是他們較有興趣的生意是港口碼頭、電信服務、公用事業、賭博娛樂和物業發展，這些項目的共同特點是有專利或只有少數競爭者，因此較易組成卡特爾，進而財源廣進。
人們常有的一個錯覺，以為香港是一個完全自由化的經濟體(弗里得曼認為它是全球經濟最自由的地區)。實際上，香港的對外經濟(貿易)確實是最自由，但它的內部經濟，卻一點不自由，地產、公用事業、零售等各行各業都被寡頭所壟斷。為了阻擊零售業的競爭，李嘉誠不讓家樂福的運貨車進入長江實業擁有的物業地區，打斷水電供應。
如果扣除李嘉誠在壟斷性資產和操縱市場、內幕交易中獲得的利潤後，即使加上他售"橙"中獲得的巨額收益，他在開放市場上的投資收益，並不比被動投資的收益高。(有意思的是，就像熱衷"莊股"的內地股民一樣，被李一次次玩弄的香港股民，始終對"超人概念"樂此不疲。
賭王何鴻燊
三、不斷改變自己的顏色
有跡象顯示，東南亞富豪們的財富地位，和他們的"去中國化"程度上是成正比的：與當地文化融合越深，地位越高。
當然，更準確地講，他們的財富地位，與他們的"文化本質"並無太大關係，而是取決于他們的適應變化的能力。無論是早期的殖民統治者，後來的民族主義者，還是日本佔領軍，成功的富豪就是要能夠根據政治統治者的變化，不斷改變自己的顏色。隨著港澳回歸，以及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強盛，越來越多的富豪成了"愛國人士"。
何賭王以二戰時與日本人做貿易起家，現在則是知名的愛國人士。一些為了開拓中國市場，盡力要向國人體現自己"華人性"的富豪，實際上華語能力已經很糟糕。
香港股神李兆基
四、選擇性節儉
作者所提到的富豪們所極力要顯示的"節儉""勤奮"，也令人喟歎。全世界都知道李嘉誠戴西鐵城手錶，或者某富豪飛機只坐經濟艙，等等。但同樣是這些節儉的富豪，卻擁有衆多的豪宅，勞斯來斯和女人。
"教父"們的節儉被稱作"選擇性節儉"，他們中不少仍住在數十年前購下的古舊豪宅(其目的多半是以節儉的身教示之兒孫，洋記者忽略的還有不願捨棄"發財寶地"的風水問題);有人買下大屋後拆建為數間較小的物業，然後把它們賣出或分租，保留一間"賺回來的"自住。他們中很多人支取比掃地雜工還低的工資，以示不計較收入"無償為股東服務"。為此，史塔威爾指出香港有薪俸稅而無股息稅，揭穿了"低薪之謎"。在收股息方面，恒基的李兆基名列榜首，李氏(1996年香港首富、世界排名第四)近年在世界富豪排名榜的名次雖從高位略為回落，然而，其"香港首富"地位應該保持，這二十年來，他僅從恒基地產收取的免稅股息便可能高達三億美元，唯數十億港元在千多億的身家中，小數目而已;李兆基在美國擁有超過三萬個物業單位，這些年來美國樓價翻數番，加上私人投資基金，他的個人財富真的不可估量!
這些富豪經常稱自己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時。但不要忘記，他們所說的工作可不是一般企業主所說的研究客戶需求，開發新的產品，監督生產流程，而是指使下屬，陪重要人物吃飯，打高爾夫球，和其他的娛樂節目。
馬來西亞首富香格里拉酒店老闆郭鶴年
五、官商一體
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巨富，官商一體(不只勾結這麼簡單)及裙帶關係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項背，他們中不少行為真的有點像MarioPuzo筆下(也是後來的同名電影)《教父》中的黑社會頭目，此中最臭名昭彰的是蘇哈托的次子湯米(Tommy)，其行徑與西西里黑手黨教父無異。
他于2000年(其父于1998年下台)因受賄、盜竊國家財產(欠印尼央行十余億美元)及非法侵佔國家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個月徒刑，在獄中指揮"門客"，成功暗殺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但他有怨無悔、再下狠手，2003年派出手下由警察開路搗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雜誌Tempo並毆傷多名記者(此事鬧上國際法庭，卻因沒有人敢做目擊證人而不了了之)。湯米其後"上訴得直"，已于2006年10月"有條件"獲釋……把其他純商業大亨和這類借父蔭強取豪奪的流氓型人物並列，不加引號是不合理的。
不過，在中國，"關係"會變得很複雜。即使你搞定了表面上的決策人，但一個小小科員的作梗，都可能讓你面臨麻煩。
作者舉的一個例子是新加坡在蘇州搞的新城。盡管李光耀是關係高手，搞定了中央政府，但蘇州當地政府的不同意見，導致計劃的失敗。真正的關係王國就是東南亞：如果你搞定了當權者，就可以把國庫當自己的ATM機，直接從中央銀行提錢。
泰國首富正大集團老闆謝國民
六、地域的原罪
雖然人們把新加坡、香港視為發展的模範，但實際上，這兩個城市成功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被腐敗、低效的國家/地區所包圍，而他們把自己定位為這些國家/地區提供洗錢、走私服務的中心。
新、港兩地，在政治、經濟體制上雖然差別很大，但人均GDP卻沒有大的區別。這意味著，他們的根本優勢，還是在於地理位置和市場定位。
為什麼一貫強調儒家道德的新加坡會開賭場，據說對賣淫態度也比較寬鬆：它的定位就是一個洗錢中心，是經濟罪犯的天堂，許多被印尼所追捕的經濟罪犯都生活在此，新加坡的相當大部分金融資產來自印尼富豪。近幾年新加坡金融業發展很快的一個原因，在於歐洲的反洗錢法規越來越嚴，很多不願見光的資金從瑞士轉了過來。
在導致謝國忠從摩根斯坦利辭職的郵件中，他寫道："新加坡一直標榜全球化的成功故事，事實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來自為印度尼西亞貪官及商人洗黑錢，現時印度尼西亞已經無黑錢可洗，所以新加坡正在蓋賭場，以便吸引他國的貪汙資金。"
而香港的起家源自走私，本來就不是什麼秘密。
頁: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