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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發表於 2017-5-30 15:01

游子安教授

[align=center][align=center][font=&quot][size=12.8px][b]游子安教授

[/b][/size][/font][/align][/align][align=center][font=&quot][size=12.8px]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
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size][/font][/align][align=center][font=&quot][size=12.8px][img=430,300]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31/interview/images/yao04.jpg[/img]

[/size][/font][/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font=&quot][size=12.8px]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助理 吳佩瑾 採訪整稿

[/size][/font][/align][/align][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  游子安教授 (Prof. Yao, Chi-On),廣東新會人,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專研中國歷史。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亦曾於臺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擔任客座。歷年任教於香港樹仁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研究範圍包括明清勸善書,香港、華南與東南亞地區道教及民間宗教,二十世紀宗教慈善事業。研究方法結合文獻版本與田野考察。專著有《善與人同——明清以來的慈善與教化》(2005)、《勸化金箴——清代善書研究》(1999)。合著有《大埔傳統與文物》(2008)、《香港道堂科儀歷史與傳承》(2007)、《黃大仙區風物志》(2003)。編著有《弘道展慈——香江道慈八十載》(2011) 、《爐峰弘善——嗇色園與香港社會》(2008)、《香江顯跡——嗇色園歷史與黃大仙信仰》(2006)、《道風百年——香港道教與道觀》(2002)。另與卜永堅共同編輯《問俗觀風:香港及華南歷史與文化》(2009)、與游學華共同編輯《書齋與道場:道教文物圖錄》(2008) 等書。[/size][/font][/color]

[align=center][font=&quot][size=12.8px][img=150,240]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31/interview/images/yao09.jpg[/img]

[/size][/font][/align][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  游教授新作《善書與中國宗教:游子安自選集》(臺北:博揚文化,2012 年)於今年一月出版。此書分為「勸善書」、「神明信仰」、「道教、德教、孔教篇」及「從嶺南到東南亞的宗教傳播」四部份,既是游教授過去二十年研究成果的累積,亦呈現其學術關注從明清時期江南的善書文化,拓展至當代嶺南、東南亞區域宗教團體的走向。書中取材不少是游教授親赴中國及東南亞各地田野調查所得,動態地勾勒出民間宗教與勸善文化在當代社會的多樣面貌與生命力。[/size][/font][/color]



[align=center][align=center][font=&quot][size=12.8px][b]從社會經濟史到善書研究[/b][/size][/font][/align][/align][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  自大學至碩士畢業,游子安教授皆以明清經濟史研究為方向,研究領域最初以江南地區的社會經濟活動為主,撰著碩士論文《論明淸時代商、礦業的合伙制與伙計制》。博士階段過渡到與宗教相關的善書研究,對他而言是很大的轉折。游教授說:「1989 年至 1990 年間,我開始準備申請入讀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班時,原本還是以明清社會史為考量。起初以清初揚州人石成金 (1659-1736) 撰著的《傳家寶》一書做為申請博士的題目,[/size][/font][/color][url=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31/interview/interview_yao.html#ft1][1][/url][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討論其勸善家訓和當時社會狀況,然而《傳家寶》的性質不只是善書,也像日用百科全書,記載修身齊家、生活祭祀等諸項細節。我入學以後,才發覺若只以這本書寫博論太單薄,研究將受侷限,故進一步擴大以勸善書為題。《傳家寶》可謂是我從社會經濟史研究轉至善書研究的起點,也可以說,我從宗教角度研究社會,切入點就是善書。」[/size][/font][/color]

[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  善書為勸善書的簡稱。游教授剛開始投入研究時將善書與寶卷一併考量,他說:「1990 年後,我在北京跟一些民間宗教學者交流時曾討論勸善書,他們建議我用寶卷做主題,但民間流傳、秘傳的寶卷,確切年代查證不易,只大概知道是清代或民初編成,加上寶卷與善書公開傳播、跨地域的性質完全不同,自覺較難做為切入點。」[/size][/font][/color]

[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  知名善書學者酒井忠夫 (1912-2010) 於 1960 年出版《中国善書の研究》,[/size][/font][/color][url=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31/interview/interview_yao.html#ft2][2][/url][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是第一本善書研究專作,他認為明末清初是善書蓬勃發展的時代,如《文昌帝君陰騭文》、《功過格》、《關聖帝君覺世經》都於此時成形,但此後三十年沒有再出版過較系統之善書研究著作。1999 年,游教授曾將剛出版的《勸化金箴》寄給酒井先生,才知道他也正在寫清代的善書,幾乎等於是兩人在 1990 年代一起寫清代。游教授額手稱慶說:「所以我寄《勸化金箴》給他之後,酒井先生參考並引用拙著材料,《增補中國善書の研究(下)》於 2000 年出版,在前言特別提到我們共同關注的課題。」游教授表示,酒井先生是前輩學者,他透過書志學(即版本學)研究善書,其對善書研究的開拓,更讓自己深受啟發。[/size][/font][/color]

[align=center][font=&quot][size=12.8px][img=430,300]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31/interview/images/yao05.jpg[/img]

[/size][/font][/align][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  游教授在酒井忠夫的《中國善書の研究》及 Cynthia Brokaw(包筠雅)的 [/size][/font][/color][i]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i][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 (1991) 的基礎上,對清代善書研究進行探研。他以書志學為基礎,以社會史角度譜寫善書背後的民間信仰,藉此討論清代的社會文化,撰為博士論文《清代善書與社會文化變遷》(1994 年)。游教授的博士論文後經改編及擴充,出版為《勸化金箴——清代善書研究》(1999 年)一書,討論清代善書的教化與善書所反映的社會變遷。他主要關注清代江南,耗費了八年時間收集大量資料,遍訪香港、北京、天津、西安、上海、廣州、臺灣的圖書館、寺觀與私人蒐藏,同時也以個案分析的方式研究善書作者的社會、思想、宗教背景,從中發現一套由善人、善書、善堂所構成,完善的善書製作體系,進而研究善書的傳播方式、其流傳的社會背景、接受善書的民眾心理,以及善書與其他勸戒教化文獻的關係。其中一些善書局,是由善人或民間宗教團體建立,如翼化堂善書局、上海明善書局,而廣州文在茲善書坊於十九世紀下葉由先天道道侶開辦,都是值得深研的近代善書出版機構。游教授也從善書記述討論明清時中西教相遇的文化景象。晚明民間掀起反教浪潮,著名善書作者顏茂猷、黃貞都曾於善書中批評西教,而基督教傳教士於科舉試場外免費派發「聖書」(宗教小冊,religious pamphlet)與公開宣講教義的做法,與善書傳播與宣揚方式雷同,皆是勸人悔過為善。然而善書與西教勸善書刊的互相貶抑,亦展現了明末至清的中國社會認為外來宗教信仰破壞本土習俗及信仰的現象。[/size][/font][/color]

[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  游教授第二本專書《善與人同——明清以來的慈善與教化》(2005 年)承續《勸化金箴》的主線,但以善人為研究中心,研究地域擴及廣東,記述明末到民初多位善人的善舉,探討善書與民間信仰的關係,並詳細考察善書在香港等華南地區善堂、道堂的流傳,其中包括梅州呂祖信仰、澳門同善堂等團體的發展歷史,及其慈善事業的經營。[/size][/font][/color]



[align=center][font=&quot][size=12.8px][img=430,300]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31/interview/images/yao01.jpg[/img]

[/size][/font][/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font=&quot][size=12.8px][b]善書中之神明信仰[/b][/size][/font][/align][/align][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  善書之撰,有具善人之名為作者的,也有託名神仙,說是降筆乩示而著成的,如託名關帝、文昌帝君、呂祖等民間信仰的神明。是故游教授認為,善書反映出民間宗教信仰的價值觀。有些學者研究善書是以道教哲理、倫理的角度切入,探討、瞭解善書的經濟倫理、生活倫理等,此屬哲學性質的探討。游教授取徑不同,從宗教、歷史方向著手,特別著重在清代社會文化史的脈絡中討論善書與其背後的民間信仰。以明末清初流行的「功過格」為例,他認為「功過格」頗能反映出因果報應、道德教化、神明獎懲善惡等民間信仰色彩,可看出中國人注重道德內省、積善銷惡以累積功德的信念。游教授說:「『功過格』最初是道士自記個人善惡功過的簿冊。但在當時的江南,經濟變遷與社會變動劇烈,商品經濟對傳統社會結構造成衝擊及挑戰。此時善書盛行,實是藉此以抗衡當地奢淫的社會風氣。晚明以來,鄉紳等社會領導層便以『功過格』一類善書做為為人處事的行動指南,並提倡道德實踐,主張社會救濟。『功過格』反映了明末清初商品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問題,而這類善書也同時沾染了新興商業文化的色彩,最明顯的莫過於其記帳般的體裁及『論錢記功』的方法。」[/size][/font][/color]

[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  他提到清代善書的特色:乾隆時 (1732-1795) 編輯《四庫全書》,考據、輯佚之風極盛,是以學者便喜歡編纂全書。乾隆年間《呂祖全書》、《文帝全書》、《敬竈全書》等相繼出現,以一位神明為中心,將宋朝至清代的仙傳、聖典、記載仙聖如何顯靈的「靈驗記」等內容收編於全書中,很能顯現時代的面貌。[/size][/font][/color]

[align=center][font=&quot][size=12.8px][img=300,250]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31/interview/images/yao10.jpg[/img]

[/size][/font][/align][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  仔細閱讀那些靈驗記,可看出每位神明不同的主掌範圍。被供奉的神明有些是地區性的,如保生大帝多限於福建地區到臺灣;而文昌帝君、媽祖、關聖帝君、城隍則是全國性的,神蹟靈驗的事件遍布各地。但也有些神祇在某些地區特別受到崇拜,游教授舉關羽為例,說道:「關公是山西人,在山西故里,其神蹟、靈驗記亦傳播廣泛,特別盛行。此外,山西商人亦特別崇敬關公。另一方面,明朝萬曆年間關公被提升到伏魔大帝的地位,一躍而成全國性的神明,顯示關帝信仰已打破地理限制。特別的是,文昌帝君、媽祖、關聖帝君、玄天上帝、呂祖這幾位都是明清二朝,經皇帝大力推崇,地位高昇的神明。」[/size][/font][/color]

[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  清代早期善書以呂祖、文昌帝君降筆為主流。中期以後,善書的撰作多託名關帝、文帝(文昌帝君)、呂祖,謂是其降示、結社扶鸞而成。託名此三位帝君所撰的善書,為數最多。而最受尊崇的善書分別為《太上(老君)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與《關聖帝君覺世經》,編輯成「三聖經」刊行。現存較早的「三聖經」合刊本,是清嘉慶十一年 (1806) 出版的《聖經彙纂》。[/size][/font][/color]

[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  清代後期撰作善書的民間宗教結社集中在湖南、四川、雲南等地,社會結構相對穩定,乃晚清善書編刊的來源地。這些善書以關帝為領銜降筆的主神,影響到鸞堂主神中關帝多高高在上,尤其在清末民初的雲南、四川,關公已被提高到玉皇大帝的位階。明末清初,善書多於江南編刊,而清代中期以後,雲南、四川、湖南、廣東乃至北京都有善書廣泛流傳。清代後期(約咸豐朝),因太平軍戰亂,特別需要神明庇護的人民相信關帝具有治病除災的無邊法力,故而關帝也特別為人民所供奉;此時期善書亦多以「救劫」為主題,緊扣著時代、社會的變遷;託名關帝撰著的善書因此深入民間社會。[/size][/font][/color]

[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  再以關帝、文昌帝君、呂祖這三位神明合觀。自道光、咸豐以後,因鴉片戰爭、太平軍等戰亂影響,關帝、文昌帝君、呂祖這三位神明,除了普遍受到全國各地崇拜,還進一步成為整個善書傳統中最主要的神明,其「全書」亦最完備。自清初開始,不同的群體、宗教組織都以祂們為降鸞鑾神明:讀書人大多崇敬文昌帝君;傾向道教的宗教團體以奉拜呂祖為主;關帝則跨界幅度更廣,尤其在嘉慶後,全國崇祀,而此又與當時全國戰亂頻繁的局勢關係密切。關帝本身就具有戰神、忠義雙重意義,在太平軍的時代,由軍隊帶頭崇祀關公的現象特別明顯。回應戰亂背景,善書提到「庚子之劫」(1840 年及 1900 年)之說,可看出善書與「劫變」思想緊扣結合——善書描繪的世間,並非靜態不變的,會隨時而動。善書的撰作者,對於戰亂、社會變動與人心趨向的覺察與回應,往往特別敏銳。[/size][/font][/color]



[align=center][font=&quot][size=12.8px][img=430,300]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31/interview/images/yao02.jpg[/img]

[/size][/font][/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font=&quot][size=12.8px][b]從善堂談明清民間信仰的轉變[/b][/size][/font][/align][/align][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  1980 年代夫馬進、梁其姿等學者對明清慈善組織的研究成果十分豐碩,但一般論著較少將善業與宗教信仰結合研究。游教授指出,善堂兼具醫療、救濟與宗教功能,把握此特色有助於可提供我們進一步探究明清時期民間信仰的變化。他說:「我並不是一開始就集中研究江南的善堂,而是以民間信仰為重點,想瞭解成立善堂的人背後的宗教觀念為何。提到善堂不能不講『功德成神』、『功過格』,這是民間信仰的核心,也反映民眾的心態,如果不能把宗教和社會連結在一起,就不能明白他們『行善的動力』。」[/size][/font][/color]

[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  游教授詳細解說「積善成仙」、「功德成神」的問題。中國素有「功德成神」的觀念,民初《照心寶鑑》說「生為善人,歿為神明」。清代彭定求與余治,是善人「歿為神明」的最佳註脚。民國年間世界紅卍字會承續此傳統,勉勵修眾「功德成神」,冀得上天給予果位,如創始人杜默靖通過乩壇被封為「默真人」、熊希齡被封為「蘊基真人」。道教信仰認為人能立功、立德,對社稷人民有貢獻,逝世後會被奉祀為神。仙真果位由功業德行而來,早在南朝齊梁時陶弘景撰《真靈位業圖》,「位」是仙界中的位階、地位、序次;「業」,是該仙真的功業德行。如《勸化金箴》提到江南最具聲名的「余善人」余治(余蓮邨,1809-1874)行善以致成仙的事蹟。余治出身江蘇無錫,幼時家貧,9 歲入館讀書,27 歲補金匱學附生,五應鄉試不中,遂絕意仕途,此後專事慈善事業。余治著有知名善書《得一錄》,內載各類民間善舉規約與章程,說明民間辦理的慈善組織的救濟狀況,自晚清至民初,各地曾多次刊刻重版,多方流傳;他在家鄉無錫縣城北門外,青城鄉蓮蓉道院創立「保嬰會」。這些善會工作具有協助地方官吏重建秩序的意涵,也影響了清後期的善會組織。清末上海慈善團體章程多參考《得一錄》修改而成的。余治深明戰亂及社會動盪對地方的危害,他不僅募資助賑,並繪製《江南鐵淚圖》,被譽為「余善人」;戰亂後地方士紳更邀請他協助重建。游教授說:「余治這個人怎麼考慮善書、善堂呢?我不能不從宗教角度去談。他生前做了那些善事,累積的功德已達到信仰當中承認的『神』的境界,死後已成為神明,有些鸞堂已奉他為真人。余治是吳興金蓋山全真道弟子,從而細究他在蓮蓉道院創辦善堂的緣故,更能發現他受道教信仰的深刻影響,余治與彭定求等人行善的宗教信仰很值得關注。」[/size][/font][/color]

[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  善堂、善書與善人具有「三位一體」的關係。善堂除了醫療等公益事業,也投入善書傳播;而善人捐募並通過善堂編輯刊行善書,使得善書成為集體努力的成果;這些善行也幫助善人累積功德以成仙。由余治的背景可知,研究慈善事業不能不瞭解背後的宗教因素。游教授提醒我們:中國可說是以民間信仰文化為支撐而建制了慈善組織,因此,善書不僅是一種文本類型,更是民間宗教信仰的體現。總而言之,善書與慈善活動的歷史足以觀照明清以來的社會變遷。[/size][/font][/color]

[align=center][font=&quot][size=12.8px][img=430,300]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31/interview/images/yao03.jpg[/img]

[/size][/font][/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font=&quot][size=12.8px][b]研究路徑:宗教與民俗的重奏[/b][/size][/font][/align][/align][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  訪談至此,我們不禁問道,究竟該如何思考道教團體與民間信仰之間錯縱複雜的關係呢?游教授以自己從善書進而研究先天道為例說明:學者研究華南道教較注意全真和正一兩大派,但游教授並不將全副精力放在此主流道派,而是關注香港道教一個主要組成部分「先天道」。游教授耗費許多心力研究先天道,除了它保有內丹傳統、繼承道教精髓之外,更融合民間宗教(先天道所奉祀最高神明為瑤池金母),並保留儒家禮儀,系統化地編輯經典、善書以宣化教義,相關文獻豐富完整。當年寫博士論文時,他考察香港先天道道堂,發現許多清代中葉以至民國時代的善書和經書,都得以保存。如《碧苑壇經》,又名《龍門心法》,流通不多,收進《藏外道書》內,香港先天道道堂根據 1933 年上海玄學會刊本,於 1940 年重印。[/size][/font][/color]

[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  先天道開創自清初江西人黃德輝,清代官書稱之為「青蓮教」、「金丹道」。修行方式,先天道主張三教合一,即行儒者之禮、持釋家之戒、修老子之道,重視內丹修煉和行善積德的實踐,受持三皈五戎是最基本之戒律。自 1999 年從香港先天道堂開始蒐集資料研究至今,游教授持續深研先天道派與善堂、民間信仰的脈絡關係,將研究視域拓展至東南亞華人宗教的發展歷史與現況。香港與海外道堂,多出自廣東清遠藏霞洞、飛霞洞、羅浮山朝元洞,藏霞洞不僅是香港先天道的祖洞,亦是東南亞道堂其中一個主要脈源。[/size][/font][/color]

[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  大體而言,游教授的研究路徑連結宗教經典與地方民俗文化,透過宗教社群的活動,教派內容、儀式的演變,勾勒清代社會史圖像。地域上,游教授由江南文化圈開始;接著注意到華南地區的善堂;進而推至華現代華南地區,經香港傳播到東南亞的道派信仰,對於這些道派中的神明信仰——包括關帝、呂祖、及黃大仙,也特別進行考察。此外,由於關注宗教團體的動態與生命力,其勸善事業在當代社會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游教授也以德教、世界紅卍字會等宗教團體為研究對象,檢視其源流與發展。近年來特別重視宗教與民俗的關係,考察廟會活動中呈現的祭儀與習俗,以及華人社會中非物質文化遺產保存、變動的情況。游教授的研究指出,發源於廣東的德教與山東的世界紅卍字會,在中國大陸遭受取締,正因發展早期兩團體均經由香港傳播至海外,現今在香港及東南亞香火得以持續,展現旺盛的活力。[/size][/font][/color]




[align=center][font=&quot][size=12.8px][img=430,300]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31/interview/images/yao06.jpg[/img]

[/size][/font][/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font=&quot][size=12.8px][b]東南亞華人宗教探研之根柢與發展建議[/b][/size][/font][/align][/align][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  游教授從廣東、香港的道教和民間宗教出發,逐漸開展對東南亞華人宗教的研究。他以先天道齋堂、世界紅卍字會、德教團體、與呂祖信仰為核心主題,秉持「尋本溯源」的田野調查精神,追尋其教派根源。他認真地細數:「為了研究先天道,我跑去清遠藏霞洞。世界紅卍字會從山東發源,我有跑到濟南母院。研究德教則跑去潮陽紫香閣。我的田野是這麼跑的。」[/size][/font][/color]

[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  沒有任何一位學者比游教授對於香港本地的道教與道派更為熟悉。他表示,香港是宗教傳播到海外的中轉站與樞紐,因此許多道派的組織形態不一定來自原鄉,反而是在結合香港地區特色形成的。如香港道德會福慶堂及其支洞善慶洞,道脈源自南海先天道,但與內地道堂組織形態有頗大差別(詳見《民俗曲藝》第 173 期)。由於英國殖民地的背景,當地政府對於華人的文化、風俗、宗教採取不干預的態度,而隨著許多人從中國逃難避居於此,其中道教、德教與孔教等教信徒一併帶來宗教信仰,使得香港的宗教非常多元。如道院暨紅卍字會是起源於中國山東省的國際性宗教慈善團體,卍會誕生於 1922 年。至 1930 年代在國內已有四百多個分支,香港是第一個海外分支。世界紅卍字會原本希望能藉由香港再南進新加坡,繼而向歐亞弘化。但港英殖民政府擔憂其與中國連結過深,院會被勒令解散。之後,1930 年代日本侵略華南,世界紅卍字會於深圳賑濟廣東難民,獲得香港政府認可,終得以正式成立,取為獲得官方承認的社團,1940 年連港督夫人都親臨其新大樓開幕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49 年之後,先天道總會也曾設立於香港。,香港在宗教團體香火薪傳之意義,可見一斑。[/size][/font][/color]

[align=center][font=&quot][size=12.8px][img=430,300]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31/interview/images/yao07.jpg[/img]

[/size][/font][/align][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  去年游教授在暨南國際大學為研究生講授「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特別強調研究華南只是「起點」之說。他說:「華南從地理來講包括福建、廣東,廣西、海南、香港、澳門,我的研究從華南到東南亞,不僅是善書、關公信仰、先天道、德教,背後還有閩、粵的移民脈絡。」近年加拿大 McGill University 丁荷生 (Kenneth Dean) 教授組織研究計劃 “ Chinese Temple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 ,其與新加坡、廈門大學學者合作,即嘗試以宗教做為主軸,探究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等地華人移民及其海外貿易網絡之形成。未來游教授也將從閩、粵移民脈絡討論宗教之傳播,預計由越南之廣東移民著手,進而探討泰國、馬來西亞的華人宗教團體。[/size][/font][/color]

[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  對於中國社會的宗教研究,游教授建議:「不論是善書,神明信仰,還是宗教團體,不從民俗角度來看也不行。我現在研究善書、民俗,就要將華南、香港、東南亞視為一體,連結整個東亞文化圈。關公信仰也是如此。近年值得注意者,以往有一段時間民間信仰在中國大陸被劃歸為『封建迷信』,把民間信仰視為燙手的山芋而予打擊;卻由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報工作,最近在中國各地方興未艾,蔚成一股熱潮,以致而民間信仰又被肯定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媽祖信俗於 2009 年 9 月,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議決,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歷史學得強調與社會、民俗的連結,更要有突破地域觀念的視野。」[/size][/font][/color]

[align=center][font=&quot][size=12.8px][img=430,300]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31/interview/images/yao08.jpg[/img]

[/size][/font][/align][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  對他來說,歷史研究大多重視史料解讀,而鮮少不關注儀式、空間使用、氛圍等宗教社會面向。游教授因此提醒我們,歷史學者缺乏這方面的訓練,對於處理廟宇、齋堂、道觀等建築空間之相關議題的能力,相對較為薄弱,因此也就無法解釋「神聖空間」的由來,同時也失去進一步瞭解宗教、民俗與社會如何相互建構的機會。[/size][/font][/color]

[color=#000][font=&quot][size=12.8px]  根據游教授多年的研究心得,他建議有心投入善書研究時,必須理解到善書不只是文類、文本的一種,應該要注意其與社會世變、民間信仰、宗教印刷脈絡的關連。而宗教做為瞭解社會的切入點,研究者必須交互探查多種資料,才能發現宗教組織、活動鮮活的樣態,近年游教授傾注在善書、先天道、黃大仙信仰、德教、孔教、世界紅卍字會這些課題,努力尋根究底,認為宗教總是活躍地在不斷變化中與時俱進。[/size][/font][/color]






[font=&quot][size=12.8px][1][size=1] 〔清〕石成金:《傳家寶》(清乾隆四年 [1739] 序重刊本)。[/size][/size][/font]

[font=&quot][size=12.8px][2][size=1] 酒井忠夫:《中国善書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60 年)。[/size][/siz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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