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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發表於 2017-4-29 01:20

新書發佈會《聖保羅與當代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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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quot]由01哲學主辦的《一切:聖保羅與當代思潮》新書發佈會於十一月三日的01空間進行。該書的主編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陳錦輝先生、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的陳家富博士和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的駱頴佳博士作為講者參與了是次發佈會,並由駱頴佳博士擔任主持向陳錦輝先生和陳家富博士發問,繼而以問答互動的方式進行。[/font]

[font=&quot]陳錦輝先生首先就新書的名字作出解說,他指保羅 (St.Paul)認為萬物墮落後,藉由基督和使徒的宣說,萬物到最後能夠認識神,一切萬物都能夠復歸於上帝,甚至達到一個比墮落前更完善的境界。所以保羅經常在書信中使用all in all及類近的術語,表示一切都能復歸,此即書名的由來。[/font]

[font=&quot]隨後陳錦輝指出當代眾多學者,包括書中所收錄的大部份左翼思想家開始閱讀保羅的書信,或者可以追溯至陶伯斯(Jacob Taubes)對保羅書信所開設的四日,每日歷時三小時的講座開始。陳錦輝先生和陳家富博士隨後指出當代左翼思想家主要在三方面關注保羅的文本。[/font]

[font=&quot]第一,關於法的主題,陳錦輝先生指出保羅可謂身處一個「法」的世界,他身為羅馬為公民,需要遵守羅馬法,另一方面,他是猶太人,要遵守摩西五經(Torah)。保羅作為基督宗教的宣道者,陳家富博士指出保羅主張以基督教的核心概念「愛」去懸置、甚至超越世俗和宗教的法。由於「法」關乎個人身份建構的問題,故吸引不少主張激進政治,力主社會變革的當代思想家們的關注。[/font]

[font=&quot]第二,保羅對於時間的理解不同於常人所理解的時間,陳錦輝先生認為保羅的時間觀既不是自然科學的直線發展的時間觀,又不同於傳統基督教的循環的、圓圈的時間觀。而是表達了一種「將要但尚未」的緊迫時間觀,保羅在帕撒羅尼加前書的時間觀,啟發了如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等眾多後世思想家。陳家富博士是書中的阿甘本(Giorgio Agamben)部份的作者,他指出保羅在羅馬書的時間觀亦給了阿甘本極大的啟發。[/font]

[font=&quot]第三,駱頴佳博士認為在現代這個普遍質疑革命、革命主體和真理等「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的環境下,保羅忠於基督降生受死、繼而復活等事件。隨後更積極宣揚基督宗教的理念,主張所有人都可以得救。駱頴佳博士指出巴迪歐(Alain Badiou)在保羅的身上看到了普遍的真理、事件、主體等革命性概念,能夠為當代激望政治提供指導。[/font]

[font=&quot]陳家富博士也在結尾指出,當代左翼思想家們關注保羅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他們閱讀保羅的文本不是為了證論基督教合法性,更多可能是在保羅的文本中發現不少可供今天政治哲學利用的資源。但這正是從另一個側面肯定了保羅的文本有經久不衰的生命力,而且左翼思想家們對保羅的閱讀,能夠提供多一個閱讀角度。[/font]

[font=&quot]《一切:聖保羅與當代思潮》由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出版,現於各大書店有售,01哲學也會在未來舉辦一系列有關哲學新書的發佈會,請密切留意我們的最新活動[/font]

sun 發表於 2017-4-29 01:21

[font=&quot][float=left][align=center][url=http://philosophy.hk01.com/#]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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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at=left][font=&quot][size=1.5em]20170215[/siz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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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quot][float=left]哲學,「成為一切,成為一切人的奴隸」[/float]

撰文 | [url=http://philosophy.hk01.com/%E5%B0%88%E6%AC%84%E4%BD%9C%E5%AE%B6/1155/%E9%BB%8E%E5%AD%90%E5%85%83]黎子元[/url][url=http://philosophy.hk01.com/tag.php?tagid=13548&keyword=%E4%BF%9D%E7%BE%85]保羅[/url] | [url=http://philosophy.hk01.com/tag.php?tagid=12813&keyword=%E5%AE%97%E6%95%99]宗教[/url] | [url=http://philosophy.hk01.com/tag.php?tagid=12615&keyword=%E5%B7%B4%E8%BF%AA%E6%AD%90]巴迪歐[/url] | [url=http://philosophy.hk01.com/tag.php?tagid=12610&keyword=%E9%BD%8A%E6%BE%A4%E5%85%8B]齊澤克[/url]
[float=left][float=left][size=16px]當代哲學的一個生死攸關的任務便是要重新贖回哲學思考的「普遍性」。[/size]

[size=16px]陳錦輝在《一切:聖保羅與當代思潮》的序中寫到:「然而,保羅至今仍然搖撼我們的地方,在於他不單要成為一切,且要成為一切人的奴隸。何以至此?竟然是為了贏得一切人的生命」。倘若當代哲學力圖將哲學思考的「普遍性」重新贖回,它或許就需要實踐保羅當年實踐過的歷程,像保羅一樣,首先成為一切人的「奴隸」,然後「贏得一切人的生命」、「為一切人贏回生命」。[/size]

[size=16px]就為了這「一切」,「普遍性」便註定成為當代哲學家們無法迴避的棘手問題。[/size]

[size=16px]當前,後現代意識形態盛行(宣揚去物質化,迷戀虛假多樣性,聲稱真理不可能,也就等於否認了哲學思考本身)。倘若「普遍性」問題得不到解決,哲學的可能性、必要性與合法性便無從確認,「當代哲學是為了一切同代人的哲學」這樣的哲學宣言也就顯得蒼白無力。在這個意義上,神學原典中記載的保羅事跡為當代哲學提供了邏輯圖式,保羅成了我們的同代人,保羅思想在當代成為可以被重新發掘的重要資源。[/size]

[size=16px]聖保羅這位基督教早期最有影響力的使徒之所以在當代激進的、具有鮮明反神學立場的哲學家的思想論述中「復活」,恰恰就在於這些當代哲學家們力圖通過對「保羅大馬色事件」的回溯,探討「革命性轉變」的發生條件:從基督徒迫害者到基督教早期最有影響力的傳教士,這一發生在保羅身上的轉變如何可能?保羅怎樣做到「活著就是基督」、「以耶穌的心為心」?他又以什麼方法在羅馬帝國傳揚福音,成為「外邦人的使徒」?[/size]

[size=16px]以上問題都可以歸結為對普遍性的提問:是否有一種關於主體革命性轉變的普遍邏輯圖式——即主體化圖式?普遍性的「理念」是否可能?這種普遍理念如何能夠在一切人——包括那些原本不屬於該理念的信奉者的人們——身上傳播與顯現?社會變革理論若要獲得有力的邏輯支持,以上對於普遍性的提問就必須得到解答。[/size]

[size=16px]那麼,當代哲學家們如何回應普遍性的難題呢?如何建立一套嶄新的定義普遍性的邏輯架構呢?如果這種普遍性是可能的,那麼它就不應該是一種建基於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普遍性,即一種被預設為有效,從而擔保了整座形而上學大廈的普遍性,也不能是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普遍性,即局限於歐洲文明自身經驗建立起來的,卻聲稱放諸四海皆準、無視文明差異的普遍性。[/size]

[size=16px]當代哲學家們的其中一種嘗試便是藉助對黑格爾「具體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ity)」概念的回溯與挪用來建立定義普遍性的邏輯架構。而「具體普遍性」這個概念恰恰建基於一個根本性的操作:分裂(split, scission)。[/size]

[size=16px]大概是受到拉岡的啟發,巴迪歐在《主體理論》第一部分便開宗明義:任何事物皆包含自身與自身的分裂。因此,任何「一」都已經是「二」。最根本的對立不是A和B的對立,而是A與自身的對立。這是巴迪歐通過發現黑格爾邏輯學隱藏了的「第一重分裂」作為邏輯學必要起點而得出的洞見。這種「原初的分裂」使得事物與自身產生了差別。齊澤克在2016年出版的著作《差別》(Disparities)便是對這個關鍵課題的探討——他甚至宣稱「差別」是繼「否定性(negativity)」、「視差(parallax)」之後辯證唯物主義的又一個至關緊要的概念。[/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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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https://cdn.hk01.com/media/images/422286/medium/4a407be2d35e7631248557721bc839b0.jpg[/img][size=16px][size=14px]阿蘭.巴迪歐(trans. Bruno Bosteels),《主體理論》(Theory of the Subject),Bloomsbury Publishing,2009.
斯拉沃熱.齊澤克,《差別》(Disparities),Bloomsbury Publishing,2016.[/size][/size]

[size=16px]具體普遍性不是以一種其實不合理的增補物(irrational surplus)為條件來建構一個合理的整全(rational totality)。比如說,西方人將「現代性」闡發為人類文明的普遍發展模式,通過將這套模式強加於非西方世界,使得非西方世界都成為了西方現代性的「種屬」或「部分」。於是,世界便成為一個整全,當中只剩下程度上的差別(高度現代、現代、不夠現代......)。[/size]

[size=16px]與這種普遍性不同,齊澤克指出,具體普遍性只有在某個例外處境中才能被通達,即只有當普遍性遭遇其「種屬」或「部分」不符合普遍性自身的規定,乃至普遍性之謂普遍遭到否認的時候,具體普遍性才能直接落實自身。例如在奴隸社會,「人」的普遍性只適用於所有自由人而不包括奴隸。奴隸起義作為一種例外狀態,恰恰是要去質問:奴隸是否屬於「人」,甚至更進一步,要去顛覆自由人的「普遍人性」。這裡,重要的議題不僅僅是為奴隸掙得能夠被包括在由自由人制定的「人」的概念之下,而毋寧是要使得作為「被排除物」的奴隸自身的屬性得以普遍化為人類整體的屬性。換句話說,由自由人制定的「人」的普遍性必須被撕裂、廢除。只有經過這項操作,「人」這個概念的具體普遍性才得以建立。[/size]

[size=16px]而保羅的傳道歷程則說明,只有通過揭露一切法政權的不義,才能彰顯彌賽亞的義;必須否定、廢除帝國頒佈的普遍律法——「大地之法 nomos」,上帝的律法才有望在人間建立。隨著大地之法步入終末,並且只有在終末的一刻,「世界才弔詭地變得完滿,成全自身」。如陳錦輝在書中所指出的,上帝律法的普遍性不可與nomos及法治所標榜的普遍性混為一談——後者只是一種政治覆蓋自上而下的、以法律條文形式構成的抽象的普遍性。自保羅的「否定政治神學」,當代哲學家們試圖重新發掘出一套支撐社會變革理論的邏輯架構。[/size]

[size=16px]同樣地,主體必須經歷一次自身與自身的分裂,才能完成革命性轉變,必須以自身與自身的差別為條件——即A總不是完全的A,必然存在著缺口,A實現自我整全的目標必然失敗,所以必須恆久地運動下去——才能通達具體普遍性。這在保羅蒙召的時刻也得到了印證。在大馬色的路上,上帝毫無預兆地突然向保羅顯聖。經歷這個例外事件,他受到上帝的呼召,醒悟自身的不完整,於是與此前的自我分裂,投入基督的真理,轉變為忠誠的使徒。保羅的轉變,或者說主體化,正正彰顯了基督真理的普遍性。這種普遍性必須與一般所謂「真理」的抽象普遍性相區別。[/size]

[size=16px]陳錦輝寫道:「保羅令當代重新經歷了一種『原初』或『本源』的分裂」。就在這原初的分裂,自身與自身之間的切口處,當代哲學遭遇了重新贖回普遍性的契機,開啟了一場要再次宣稱哲學必須「成為一切」的偉大冒險。[/size]

[size=16px]如果基督帶着為眾生背負原罪的心,被架上十字架,而保羅以基督的心為心,甘願成為一切人的奴隸,只為救贖更多的人,那麼從聖徒歷程獲得「啟示」的當代哲學,也不惜成為一切同代人的奴隸,只為了替一切同代人贏回生命。[/size]

[size=16px][size=14px]延伸閱讀:
Alain Badiou, trans. Ray Brassier, Saint Paul: 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al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size][/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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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發表於 2017-4-29 01:30

書名:《一切——聖保羅與當代思潮》
(Omnia Omnibus: Paul, Our Comrade of Time)
作者:陳家富、駱頴佳、朱大成、張名揚、林子淳、陳錦輝
主編:陳錦輝
出版社:德慧文化

毫無疑問,今日人類文明並不特別有希望。對比起冷戰剛結束的時候,有人高唱歷史終結,更加是恍如隔世。曾經因為蘇聯倒台,讓人以為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優越性已展露無遺,所有國家民族都必然以歐美制度為目標。甚至有人為這種歷史的終結慨嘆,認為人類在社會政治上已無進步的空間,在歷史精神上停滯了。
事實是文明停滯了,卻不見得未來特別美好。新自由主義化身成全球化,結果不是永久的繁榮,而是金融海嘯和緊縮經濟政策。在八十年代對中國走向自由國度的期許,經過六四、大國崛起,幻化出的卻是變本加厲的極權統治。世界沒有因為移民和自由流動而更加大同,反而激起大規模的本土主義、排外主義。由先進國所引發的中東亂局不見底,上千萬人口淪為難民。氣候變化的危機揮之不去。多次冷氣房中的國際會議沒法達成任何實質成果,倒是太平洋島國行將滅亡。專家不斷警告人類生存危在旦夕。
最可惜或可怕的是,全球問題並沒有促進全球視野,危機感加劇造成更多各自為政。大國政治只在意自己國民的利益。各個階層只在意自己怎樣不要下流。本土主義只想把問題推到國家門外。這就是在我們眼前的「美麗新世界」。
怎樣才可以建立全球的視野,用世界為思考的對象去處理世界範圍的問題?怎樣才可以擺脫獨善其身的犬儒,令人重新得力去面對普世的問題?正因為這些問題,令保羅在過去五十年不斷被借題發揮。近年更因為幾個當紅思想家的不斷論述而成為學術熱潮。阿甘本、齊澤克、巴迪烏這幾個學術巨人,都對保羅作過專書討論。
巴迪烏這樣解釋保羅的意義。保羅身處的羅馬帝國,全面籠罩整個文明世界,代言了文明,正好像今日的全球金融資本主義。所有的典範和價值,一定包含民主、法治、自由市場。一個地方的文明程度,只是以它有多像歐美制度來測定。有說被殖民較久的地方更文明,也不過是反映這種思考模式。我們早接受帝國主義用武力威逼可以帶來進步和文明。另一方面,保羅熟悉的猶太傳統,就如今日的特殊主義,認定民族和文化差異的必然,仿似尊重文化多元。事實卻是對普世價值的背離,借文化為題,漠視政治經濟的傾斜與壓逼。
保羅並不接受羅馬帝國政權的普世秩序,也不認同猶太的特殊主義,最後答案當然是基督教的普世主義。巴迪烏作為無神論共產主義者,不是提倡大家成為基督徒,而是把握保羅的普世主義。這種普世並不是叫我們去適應時勢的新時代求生術,而是本於真理和價值去開創世界的意義。我們不要改變對真理的忠誠,而是用真誠去行動和革命,締造普世平等的可能。我們為了幾多生活的必然,接受了政治客和經濟專家的哄騙,做了幾多妥協,也為其他沒有選擇的被壓迫者做了妥協。難民、移民、農民、失業者,在全球化的巨輪下,因為水壩、化工廠、鐵路、石油而被犧牲。國家安全、經濟繁榮、GDP、貿易數字、股市市值,通通都是藉口,是我們沒有辦法堅持價值才有的自我欺騙。
此書無疑是難讀的。最難的卻不是複雜的概念或艱澀的古文,而是我們有多大的覺悟去倒空自己,向一切人,成為一切,成就真正的價值和普世。
李達寧
序言書室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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