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民主政治乃責任政治
[table=98%][tr][td][size=14px][b][url=]信報財經月刊[/url] [/b][/size]P046-050 | [url=]封面專題[/url] | [url=]By 鄧傳鏘[/url][/td][td]2017-03-01
[table][tr][td][/td][td]標示關鍵字[/td][td][url=][img=46,17]http://wisesearch.wisers.net/ws5/images/search/but_highlight_search.gif[/img][/url][/td][/tr][/table][/td][/tr][tr][td=3,1][/td][/tr][tr][td=3,1]
[table=98%][tr][td][color=#333399][b]金耀基：民主政治乃責任政治[/b][/color][/td][td][/td][/tr][tr][td=2,1][/td][/tr][/table]
[/td][/tr][tr][td][/td][/tr][tr][td=3,1]中文大學前校長、社會學家金耀基1970年來到香港，見證半世紀風雲色變。1975年發表《行政吸納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對港英管治有鞭辟入裏的剖釋，1984年中英簽訂《聯合聲明》，他為本刊撰寫《香港在歷史的轉折點上》，當時已忠告要「存最好的希望，作最壞的打算」。今年回歸20周年，香港又處於歷史轉折點，他應筆者邀約筆談香港前途。
不認同香港走向悲劇結局
一、你在《香港在歷史的轉折點上》結語指出，「香港還是一個沒有結局的故事，它還有多種潛在的發展可能性，也許我們不必過早地為它預設一個喜劇或悲劇的結局。」回歸20 年來，部分港人覺得正走向一個悲劇的結局。是否認同？「一國兩制」實施20 年，你整體有何評價？大致成功或失敗？是否與你1984年想像的有很大出入？
答：你提起我1984 年10 月5日在《信報財經月刊》上寫的〈香港在歷史的轉折點上〉一文，一轉瞬，已是33年了，那一年離1997還有13 年，但當年港人對香港的前途存有巨大的憂慮，早一年9月曾發生港元狂瀉，居民搶購食米的經濟風暴，而自「九七問題」出現後，香港的經濟一波三折，地產業一落千丈，資金與人才的外流持續不斷。
到了1984年9月26日，《中英聯合聲明》的白皮書終於出台，這份白皮書把中國「收回主權，制度不變，港人治港，保持繁榮」的方針以「一國兩制」的理論口號提出。《聯合聲明》在北京與倫敦同時公布後，國際社會的反應相當積極，美國與日本尤其給予明白而肯定的支持，至於當年的500萬港人，對於《聯合聲明》實在是只有所謂何伯遜選擇（Hobson'sChoice），也即「沒有選擇的選擇」。誠然，就協議本身而言，港人要求的幾乎都列進去了，但港人中對協議心存疑慮、或少有信心者卻大有人在，這是我當年寫那篇文字的歷史背景。
今年是香港回歸20 年，也是《中英聯合聲明》發表33 年，在這33 年中，中國與香港都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的變化更是翻天換地，從一個貧窮，低度開發的經濟躍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年中國大陸還剛從文化大革命的文明荒墟中走出來，四個現代化也起步未久，港人對前途感到焦慮、悲觀，是很正常的，但我表示「不必過早地為它預設一個喜劇或悲劇的結局」，今天，客觀的環境與條件已昔非今比，香港的人口也已超過700萬人了，我完全沒有理由認同香港「正走向一個悲劇的結局」的論斷。「一國兩制」實施20 年，歷年來確曾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整體而論，大致是成功的，評論「一國兩制」的成敗，十分複雜。美國傳統基金會自九七後，常年把香港評列為世界經濟自由度第一，這多少說明香港依然是一個充滿活力與生命力的國際大都會。
爭議兩極化 各是其是、各非其非
二、在文中你已警告「一國兩制帶起的憲政上的矛盾，將始終有潛伏的危機。」你當年所說的「憲政上的矛盾」是否已出現？中央與特區之間的關係，回歸後是否一直未釐清？中央與港人的不信任，問題出在哪裏？
答：九七之後，由於主權的轉易，香港一方面必須與英國割斷憲政的聯繫，另一方面則必須與中國建立新的憲政聯繫。香港與中國的憲政聯繫就是中國人大依憲法制定的《基本法》。《基本法》是把「一國兩制」的政治理念轉成法律文字。我說「一國兩制帶起的憲政上的矛盾，將始終有潛伏的危機」，主要是指「一國」與「兩制」之間的關係，也即中央與特區之間的關係，如果偏重「一國」，則「兩制」受損，反之，如果偏重「兩制」則「一國」受損。說真的，無論《基本法》寫得如何詳實精確，「一國兩制」實行起來，必難完全避免法律文字引生的扞格與曖昧。美國二百多年前四頭馬車時代制定的二十多條的憲法之所以仍能適用於噴射機、汽車時代的今日，實大有賴於美國最高法院與時俱進的憲法解釋。
20 年來，「一國兩制」中潛在的憲政上的矛盾，實已發生，但不能說真正出現憲政危機。中央與特區之關係，幾次人大釋法雖有「釐清」作用，但港人爭議甚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港人之爭議幾乎是兩極化，擁護與反對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我覺得現今香港日漸成為「超低度共識」的政治體，這無疑是香港治理上的最大挑戰。
中、港回歸政治現實 普選工程可重啟
三、經過「佔中」以至後來人大「831」決定後，2017年香港普選行政長官的希望已落空。你覺得香港如何走出目前的僵局？
答：2017 年香港未能如期實現普選行政長官是一大遺憾，也是對中、港各方一個深刻教訓。無論如何，根據「一國兩制」的理念與精神，實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自然之義。依此，香港行政長官的普選是必須踏出的一步。我認為並相信當中、港雙方回歸到政治現實，當雙方的互信與互諒達到一定程度時，行政長官普選的政治工程是應該可以重啟的。
人大釋法談不上衝擊法治
四、法治是保障香港自由的基石。回歸後，多次人大釋法是否已衝擊香港法治？
答：你提到「法治是保障香港自由的基石」，這是絕對正確的，世界上許許多多老老少少的民主人士，太多熱切於民主，太少關切於法治，實則，民主離不開法治，法治不是民主的附件，而是民主的核心組成，當今世上凡是好樣的民主國家，莫不因為有好樣的法治。反之，世上凡是沒有好樣的法治的國家則絕無例外地其民主必然是腐敗的，落伍的，沒有治理力的，也必然是不像樣的。民主講到底是為了人民的自由，但民主作為一種政治體制，也必然是秩序的建構，法治不多不少正是一種「自由的秩序」，法律之內人人自由，也即是法律規範的自由。人大釋法，包括「831」，曾引發港人的很大爭議，不能不說是不幸，但人大有釋法權是憲法所賦予的，人大釋法談不上對香港法治衝擊。
一國兩制是中國最自豪的制度創新
五、你曾說過香港的利用價值在於經濟。隨着大陸經濟發展，有評論指出香港對大陸的重要性日益下降，反觀，香港在某些方面更依賴大陸，此外，習近平上台後，強調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會否因此削弱「一國兩制」的保障？
答：1978 年鄧小平倡導「改革、開放」，中共正式宣示與「以階級鬥爭為綱」路線告別，並把經濟發展作為國家發展之中心。當中共的經濟「新長征」展開之時，最缺乏的是資金、技術和營商之道，這方面香港是有優勢的，並且港人因同文同種先天就具有中國情懷，故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國經濟從起步到起飛，香港是做了相當關鍵性的貢獻的。中國對於香港的資本主義是肯定的，鄧小平且有建造多幾個香港之說，香港的利用價值在經濟，30年來，香港對中國也發揮了它的價值。
當然，今天中國經濟的實力與地位已在世界位居前列，香港對中國經濟上的重要性已大減。中國與香港的經濟關係已發生根本性的轉變。我要說，在「改革開放」前，香港經濟之有大發展實因大陸之「不發展」。九七之後，香港經濟之有持續發展則因大陸的「大發展」。在一定意義上，大陸與香港已形成一個「準經濟命運共同體」了。毫無疑問，中國因經濟獲得大發展，國力大增，也因而有底氣、有自信、這是十分自然的。但沒有理由說這會「削弱『一國兩制』的保障」，別忘了，「一國兩制」恰恰是中國最引為自豪的制度創新。
「行政吸納政治」主客觀條件不存在
六、你在1975 年，已很有洞見地發表論文《行政吸納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指港英政府擅長以這種方式化解政治矛盾。回歸20年，香港在「倚重公務員」與「吸納社會精英入政府」之間徘徊，實施問責制後，也未能很好融合。為何九七年後難以照搬這種模式？答：〈行政吸納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一文最先是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的Asia Survey 中發表的，後來才有中文版。此文詮釋香港百年來政治穩定性的關鍵機制，也在解說香港政治模式的制度性要素。「行政吸納政治」是一種政府與社會精英的「整合」的政治形式，它之所以可能或有效，主要是在社會還沒有出現一定程度的「政治化」。一旦社會階層已達到某種程度的「政治化」時，則政治的統治精英必須與社會（已經政治化了）的群眾有所互動與「整合」，始能維持社會之安定與活力，亦即須由「精英與精英之整合」轉向「精英與群眾之整合」以建立統治的合法性。這也就是香港在七十年代之後所出現的民主化過程。
八十年代中，我曾發表〈香港政治特性及其民主發展〉一文，該文指出香港社會的「政治化」起於七十年代。但1984 年的《中英聯合聲明》為未來香港前途定性後，在「一國兩制」的憲政框架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成為最響亮的政治符號語言。
英國在《聯合聲明》中將香港主權歸還中國，那是「還政於中」，但是港英政府在治權層次上加速推行「還政於（港）民」的行政改革及代議政制，以此導致了香港大步的「政治化」與「民主化」。
在香港政治化的過程中，港英政府有意識地淡出了「行政吸納者」的角色。九七之後，「行政吸納政治」的主觀與客觀的條件都已不存在了。
管治不暢順 制度因素大
七、回歸後的三任特首，從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都未能準確回應民眾訴求，行政、立法關係緊張（1997年後，香港名義上是「行政主導」，但立法會往往以「拉布」方式阻撓）。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管治不暢順，主要問題出在哪裏？
答：九七後，特別是近年來，你指出：「特區政府的管治不暢順」，確是一般市民的觀感，也是香港的政治現實。不錯，香港名義上是「行政主導」，但實際上行政部門的政策政令多受掣肘，你說「立法會往往以『拉布』方式阻撓」，其實，這只是指出了香港「政制」深層次困局的一個表象。
香港在「港人治港」的理念下，走上民主選舉之路，但民主選舉迄今只用於立法會，而未及行政長官，以此，民主之光環就專屬於直選的議員，而依《基本法》選舉委員會產生的行政長官的民意基礎則受到貶抑。應說明的是，立法會內黨派林立，其中民主黨派更形碎片化，立法會要有共識難乎其難。
重要的是，在這個政制設計下，無一個黨派有執政的機會，亦因此香港議會中沒有「忠誠的反對黨」，只有「永遠的反對黨」。更甚者，有些個別議員在現今選舉辦法下只要有逾萬，乃至數千選票即可進入議會殿堂。他們中有的因無政黨之歸屬，放言肆論，不須顧及言論之後果，獨立性固發揮得淋漓盡致，但民主政治乃「責任政治」之真義則蕩然不存了。今日今時，議會內外，亂象頻生。政治失序，治理不彰，此往往使港人搖頭嘆息，而不禁對港英殖民地時代產生眷戀。
總結的說，「特區政府的管治不暢順」，歸因於人的因素小，歸因於制度因素者大。
殖民地是特區管治的參照系
八、香港愈來愈多人，尤其是年輕一輩，出現戀殖情意結（懷念殖民統治）。何以殖民管治原本帶有政治原罪，如今卻成為人所嚮往，如何解讀這種現象？其對特區政府管治有何影響？
答：「戀殖情意結」在許多「後殖」社會都有，近鄰台灣就是一例。二次大戰後很多從殖民地解放獨立的國家，往往因「治理」無力，部分對政治現實不滿的人眾、特別是部分在殖民時代得益的人眾，對殖民時代的眷戀是十分可以理解的。就香港來說，情形還有些特別。
今天生活在香港的港人，還記憶得清楚的港英殖民地時代，可能是1970 年麥理浩出任港督之後一直到1997 年英國落旗歸國的近30年的歲月。那一段近30年的香港歲月，也就是今日港人心中所思、口中所說的港英殖民地時代。事實上，香港許多人的「戀殖」實際上也是眷戀那一段港英統治的殖民地歲月。
這裏，我想指出，從1970 到1997 年，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這是無可懷疑的，但是，就是從1970 年起，也即麥理浩出任港督起，香港固早已沒有「狗與華人，不得入內」的辱華言行，港英政府且悄悄地展開了「去殖民化」的系列措施。舉其犖犖大者言，港英的最高統治機構，如行政局、立法局，愈來愈多的華人精英都被延攬邀聘，這未嘗不可說這是英式的「港人治港」的體現，當然也可說是「行政吸納政治」的餘音。同樣重要的是，在香港的經濟舞台，華人企業家、工業家也一一踏上前台。事實上，到末代港督彭定康到港履任時，華人（港人）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領域已居於最重要的地位。（當然，英女皇任命的港督是香港最高的絕對權威）我們更應知道，從1970 到1997 年，香港的經濟獲得了史無前例的發展。七十年代末且躍身為舉世矚目的「亞洲四小龍」之一，之後，香港更成為世界的三大金融中心之一。這一切都顯示，九七主權回歸前夕，香港在「去殖民化」的措施下，已從一典型的「殖民地城市」轉變為一光輝耀眼的「國際大都會」。
如實地說，港人之「戀殖」實際上是眷戀1970到1997年那一段的香港歲月。確切地說，那也是英國對香港殖民的150 年中，在「治理」上最成功的歲月。無可避免地，那一段港英政府管治香港的歲月會被港人用作評論特區政府管治香港的一個參照系。
更在意香港未來30年
九、近年，香港有批年輕人以「本土派」的姿態崛起，他們聲稱香港仍未「解殖」，因為回歸後香港是被中國共產黨殖民統治。如何評論這現象？
答︰在世界範圍內，殖民地，特別是在殖民地民主化過程中，「本土派」的興起是常見的現象。我相信如果沒有九七主權回歸，如果香港仍是英國的殖民地，「本土派」的興起也會是自然的。在此，我要再提一提，英國退出香港這塊殖民地，不像它對亞洲的許多殖民地一樣，它不是「還政於民（被殖民者）」，而是還政於香港的歷史母國，也即「還政於中」。如實地說，這是符合歷史與現實的做法，但對於不滿或不認同香港的歷史母國的港人而言，英國把主權歸還給中國，不啻是把香港轉讓給一個新的殖民主了。此所以極端的「本土派」人士有香港仍未「解殖」的聲稱。
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一國兩制」已實行20 年了，雖然整體而言，大體是成功的，但到今天香港卻出現了廣泛意義的「本土派」，我們不能不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實施要認真檢驗與反思。中港之間的權力分際是不是都拿捏得好呢？西環何以會被視為是香港的第二個權力核心？中港之間的互信是愈來愈弱還是愈來愈強呢？在「一國兩制」實施20年之際，我們可慶祝，但也應檢討，我們更在意香港未來的30年。
政客要有「責任倫理」
十、中港矛盾日漸升溫，甚至演變成「港獨」思潮。你認為「港獨」有可能嗎？
答︰「港獨」是否成為思潮，我不確定，但一時的確成為城中熱門話題。倡導「港獨」的政治話語，乃屬於政治社會學上所謂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主張「港獨」的人士刻意把「香港人」與「中國人」兩個身份分離開來、對立起來。誠然，他們是理所當然地把自己當作「香港人」的代表，卻有心抹掉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人同時也是中國人（香港的中國人或中國香港人）的重疊身份。所以倡言「港獨」不能不解釋為一種顛覆「一國兩制」的意識行為，他們不要「一國」也不要「兩制」。「港獨」的倡導者不折不扣是綑綁港人意志，主動地尋求與中國的對抗碰撞。
坦白說，「港獨」的可能性是零。必須說，中國對「港獨」的容忍度不能不是零。毛澤東、鄧小平之後，中國再沒有一個領導人可以在處理香港主權的問題上有任何自由度。守護主權是現今中國民族主義劃下的一條不能逾越的紅線。所以，我不能不說「港獨」的可能性是零。「港獨」決不是香港前途的一個有意義的選項。
事實上，追求「港獨」不但無一丁點有助於香港前途的探索，而且極可能會阻滯，甚至關閉香港的民主之路。講到底，「港獨」不是香港的前途；這在「勢」上，在「力」上做不到，在「理」上也站不住。
寫到這裏，請允許我再說幾句我一直想說的話。在香港從事政治的人士，年老的或年輕的，當然可以有也應該有自己的政治信念。但作為一個有擔當的政治人，你（妳）除了應對你的政治信念負責外，更必須對你（妳）的言行的後果負起道德的責任；對於「香港政治人」而言，這個後果就是香港人（現在的和未來的）的前途與福祉。這是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 Weber）對政治人提出的「責任倫理」。它 正是我所服膺與認同的。
鄧傳鏘 本刊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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