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香港「失去」龍應台：「香港要更理性」
信報財經新聞C03 | 城市定格 | 訪談錄 | By 黃靜 2012-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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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香港「失去」龍應台：「香港要更理性」
龍應台，華文界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近來成為焦點。赴任台灣文建會及後首屆文化部長的消息傳開，龍氏仍身在香港，那個她已視為家的地方。整整八年半，龍應台大部分日子在薄扶林沙灣徑面朝大海，跟盤旋的麻鷹為伍。她以「母親說故事」的風格，用溫柔的語言包裹評論者的威嚴，狠批香港的中環價值，質問西九是誰的西九，曾為後殖民時代失憶商業城市奮筆疾書。自1980年代《野火集》激起千重浪，其筆力燃遍中港台星馬三十年。
匆匆收拾細軟，手執一點香港的尾巴——龍應台耕耘中的香港大學史著作參考資料——攜離港大柏立基學院。在台北市上任首日，她便宣稱，「文化不是石頭投入水杯，而是一塊方糖溶於整杯水。」她已作好準備，以一貫感性征服眼下種種建制的兇猛。
龍應台好些日子沒有向香港進言了。專注於《大江大海》的書寫和各種計劃，反高鐵、地產霸權、政改、特首選舉，她都再沒點火。臨別，她還是隱晦回應近期中港仇視情緒爆發，「我不想進入香港正在發生的事。眼前紛擾看似緊急，但不見得等於關鍵。此時此刻，社會反而需要更大的寬容、更大的理性——寬容和理性恐怕才是香港這個社會最有用的武器。」龍應台在好友聚首的、低調的道別會上，對香港作出了最後的諍言。
龍應台謝絕各方追訪，記者以受邀客人身份出席歡送會，一瞥她臨行側影。在台灣她也只和傳媒短敍，懇請社會給她一點時間空間。
龍應台給香港的文字禮物
我們又為何要求一名客人發聲呢？2004 年，龍應台才作客一年便向香港投擲萬言書——《香港，你往哪裏去？》，猶如給公民社會一枚炸彈。文中提出的「中環價值」，至今仍是我們談論香港的關鍵詞。
八年半間， 龍應台先後任城大及港大客座教授，後為港大的「孔梁巧玲傑出人文學者」，完成幾部著作，包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有人問駐校作家有何意義——我覺得我某程度上是——美國詩人Robert Frost答說，當你見到白色的天鵝在池塘裏游來游去，你會問它有什麼用嗎？我是一隻鴨子，不是天鵝。但書，就這樣一本本寫出來。」《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徑25號》成為她唯一只有香港版的著作，「這是我送給香港的禮物。」2006年，她曾洋洋數千字詰問政府總部搬遷計劃，如今被退伍軍人症病菌包圍的政府總部已轟然落成。2004年，她曾疾書西九的商業開發，如今地產商方案被推翻，西九走入「待興」時期；龍應台在香港公共議題的最後蹤迹，大概是2007 年親到保衞皇后碼頭運動「站台」，她批評過回歸政府的殖民思維，而運動提出本土解殖論述。碼頭在2008年遭政府夷平。都市規劃、國民教育、解殖困局比她當年下筆之時朝向更糾結、艱難的方向前行。
「或許她要說的話差不多都說了。」香港當代文化中心主席黃英琦道。
作為編輯，我曾跟龍應台稿件來往過好一段日子。2006年後，她轉而發表她在港台隨拍的照片，配以城市觀察、人情隨筆和兒子「通信」等，雖不脫思辯，她還是暫別「香港往何處去」式的磅礡批判。
歡送會來了不同界別的翹楚，她給每位深情擁抱。龍應台接受文化部部長任命後，三度痛哭。頭兩次分別為意識到再與兒子分離和瞥見母親留給她的小首飾袋而淌淚。第三次是1 月31 日入閣消息通天以後，「很多恭賀，但感覺麻木。翌日，我隱約在等待事情發生，後來想起了。每年2 月1 日，我必會在陽台上聽見第一聲杜鵑，七 年風雨不改。當我發現自己在等那聲杜鵑，便痛哭不止。」說時，雙目又見通紅。
香港人，請用故事來說服我或許該是總結的時候：龍應台是如何走進香港呢？
評論人吳志森曾帶她往立法會選舉論壇，鄭經翰和陳鑑林對辯，她說「怎麼這樣斯文」，顯然是和台灣立委的打罵文化相比了。大約2004年，黃英琦任灣仔區議會主席，和龍應台走過灣仔，去藍屋、利東街。龍應台自己會坐電車往西環，還請求法律學者帶她到法院聽訊——她寫出了《誰的添馬艦》，刻劃軍事和政府總部建在都市心臟的權力暗示，「她由添馬艦的一次大戰英國水兵說起，談到當時香港沒有誰會挖掘的史料和論述面向。」作為龍應台在港的探路竹之一，吳佩服她的銳利。
事實上，西九方案重新出爐時，龍應台固然擲出鴻文，而香港文化界亦積極施壓，由榮念曾牽頭的西九聯席，有份促成西九今天放棄由地產商的「開發」轉向。
「坦白說，她提出的觀察與批判，香港的評論人也說了好多年；但或許就是沒有她那發明字眼的能力，例如她把長久以來的香港主流意識形態，說成是『中環價值』。」評論人梁文道說，龍應台能接觸到原本不關她提出的問題的大眾。
二千年前後，民間社會在各舊區重建、保育、城市規劃想像，已湧動着各種抗爭與新論述的建立。梁文道認為，龍應台是優秀的作家兼策劃人，成功在媒體時代引發一波又一波的公民社會討論風潮，結合寫作的高度與風潮的策動。「即使有其他人想到同一問題，也沒法像她那樣高超、感性地書寫出來。她採用的散文語言，包裹着她極強的議程制訂能力。這數年她好像少寫，但其實她自《野火集》後已是如此——《野火集》乃結集自她當年頻繁地筆耕的專欄。後來她不需要常寫了，而每次出手定必能引起風潮。」「香港在外面有一個形象」，龍應台在柏立基學院的歡送會上，深情地凝視包圍她的好友。「..就是很現實很功利。香港人也這麼說自己。但如果這是事實，為何這八年多和我相處的朋友們，有這麼多理想主義者？我後來領悟到，香港人只是不太會講故事，不會解釋心裏感受。」龍應台在香港喚醒了說故事的公共作用。大概不少讀者仍記得，她寫域多利監獄改建酒店、藍屋老街市被拆掉時，她是這樣發問的——「祖母的日記能招標嗎？」
香港給了我「南方視野」
不少本地文化人和中國南方、星馬敢言的媒體人、知識分子，在龍應台家中辦的沙龍裏互相認識。龍應台在公共議論開火的同時，私下還擔負連結邊陲、組織嶺南、東南亞和台灣文化人的工作。
龍應台說起八年得着︰「香港給了我一個前所未有的視野——我稱之為『南方視野』，以及『華人觀點』。張愛玲筆下的香港總是有新加坡、馬來亞、來自各地的人。中國大陸以及台灣的知識分子，文化觀點上是非常自我中心的。到香港後，我才慢慢認識到，如果把整個歷史倒轉過來，不從北方的政治中心看南方，而是從南方詮釋中華文化，歷史肯定要重寫。」「我對中文世界、華人世界的認知因而更寬闊，更謙卑，不會動輒以中國或台灣的單一觀點去了解事情。」梁文道和不少香港文化人，近十年都有意無意在提倡一種「南方精神」——作為海洋南方中國的主要據點，香港由古至今帶引中國變革、新思潮輸入中國大陸。烏坎事件，南方的媒體多番突圍，以至百年前辛亥革命，南方一直扮演進步、先鋒思維的關鍵角色——龍應台正要帶着這種視野，回到台灣去。
龍應台曾提醒香港人建立文化主體的需要，重新定義「香港精神」；她意識到東南亞華人被歷史和權力中心忽略的主體性。假如今天香港人過度自我防衞，我在想像，將走入權力中心的她，能否讓所有邊緣的文化主體，在大中國面前，展示一種「反守為攻」的策略。
「聽說文建會主委平均在任年期只維持一年。我想說，假若發生了什麼事情，我想回來！」龍應台苦笑着，高聲哀號。
撰文：黃靜[email]wongching@hkej.com[/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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