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香港人到底在乎甚麼？
在廣東茂明出生的周保松，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社會正義理論、自由主義、道德及政治哲學。以《Justice：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聞名全球的哈佛明星哲學教授Michael Sandel，最近來中大演講，記者約周保松在大學書店請教他星級教授另一著作兼講題：《What Money Can't Buy：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img]http://static.apple.nextmedia.com/images/e-paper/20160401/large/1459513909_0b96.jpg[/img]
首先，周保松相信錢不能買朋友。在香港，即使如何相信巿場，如果要用錢去買朋友，誰不心裏蒼涼？巿場與道德不一定對立，若果巿場超越道德界線，就需要思辨，透過辯論解說尋求真理與道德價值觀，這也是政治哲學對話的真義。
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在雅典被處死。約十年之後，柏拉圖放棄政治事業，遊歷多地，據說包括意大利南部遠至西西里島，其後寫下《Dialogues of Plato》，精髓也在於互相契問，辯論議題。
猶太裔美國出生的Sandel，是個出色的公共說理溝通高手，有能力帶領重要討論並提升至哲學層面，餘音嫋嫋的，是刺激學生對思辨的興趣。周保松說，因為Sandel而讀政政系的，大有人在。哈佛最受歡迎教授的通識課放了上YouTube，據說每一百個哈佛生有一人修他的課。他上月來中大演講，二千席位，二千八百人登記。講堂兩層近千五席位，座無虛設。記者隨意問左右前後的學生，都說因為看過明星教授的網上課堂，慕名而來。
當晚Sandel跟中大師生思辨金錢與道德價值，有少數人舉手贊成腎臟可以因為醫學移植而放在自由巿場買賣，當中包括諾貝爾經濟學得主、中大晨興書院院長莫理斯（Mirrlees）。有一位男生開玩笑說，以經濟角度，窮途末路之時，例如香港的樓太貴，若果賣掉一個腎可以買一層樓，或許他會考慮。「那你認為你的腎可以賣得幾多錢呢？」大師回應，滿堂哄笑。
又有一位男生指獎學金不外鼓勵人勤快讀書，我們從小被教導要讀好書、拿好工、得高薪，所以大學最熱門科目也是工商管理，他自己雖然仍然選擇修讀政治哲學，但對某些人來說，讀書的確是手段，用錢鼓勵孩子多讀課外書又有何不可？
Sandel即場回敬讀書工具論，「那請問誰的書讓你政治性地讀得快一點？哪一本書又啟發你最多呢？」一片掌聲笑聲，包含了曲折的思考。讀書可以有目的，但讀書學習的原本真義不應就此被腐化。Sandel質疑自由巿場下到底有多真實的自由？而自由背後的價值觀到底是甚麼？甚麼是錢買不到的？有錢或許可以買到諾貝爾獎座，但錢絕對買不到一個諾貝爾獎。
暢銷書哲學教授跟偉大哲學家有所不同，周保松屬自由主義學派，不一定同情傾向社群主義的Sandel所有論述，但卻認同他的公共說理才華，能鼓動年輕人對公共說理及思考政治哲學的興趣。「他不是嘻皮笑臉取悅你，他好認真跟你做思辨，拿揑深淺程度，令大家參與，你不要以為好容易，這個是好難的，我們做老師知道，可以令得千多人跟你一起思考，兩個小時無睡覺，好有期望，大家都舉手，不是必然的，大部份的講座都不是這樣的，我們每年都請好多諾貝爾得獎者來演講，都不能做到這樣的效果，他是有一手的。」
從Sandel理論方向去想，總有些東西是錢不能買的，也就是周保松所說，大家在乎的。香港人活在自由巿場價值久矣，炒樓炒股可以去到好盡，但我們卻又會討論李家傑用代母去生三胞胎的倫理問題。更重要是，不能用錢買政治也是香港人的價值觀，所以蛇齋餅糭的政治收買會被訕笑。
了解一場公共說理思辨意義，也讓記者看到周保松錢不能買的一面。大學時代已經開始辦校內雜誌，政治哲學教授曾經以為自己一生都會是個記者。大概19年前，他在《蘋果日報》政治版呆了幾個月，當時因為不了解花幾個小時等官員出來講幾句說話的意義在哪裏，六四長出來的激情，放不了新聞界，就放在政治哲學，決定到英國攻讀博士學位。他說當時《蘋果》上司加他很高人工，但他不為所動。
現在，周保松在中大政政系畢業生心中，講課引人入勝，極度啟發思考；有年輕記者說他在佔中前後的公開講壇絕對感動。第二次訪問以後，他送記者、攝記下山，車門快要打開時，卻嚷了一句：「我感覺受騙啊。」
最後一分鐘才感覺的重要事情，未必就是真相。受訪還是受騙，這或許是他當年改變主意，從傳媒走入學術界，最終留下對傳媒一個空白了的思考範疇。重要的事情上，從來不應說謊，因為謊言一定會被戳破；不重要的事情也不能說謊，因為道德代價太高昂。從Sandel說政治哲學，的確是記者訪問初衷。
第一次見面，四十多歲政治哲學教授拖着五歲女兒來康本樓書店。梳劉海的小女孩，手執一個氫氣球。哲學爸爸把氣球用書壓在咖啡店枱邊，讓女兒去找書看，然後安心跟記者談美國政治哲學。
一坐下，周保松擺好幾本Michael Sandel的書，包括成名作《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他說，這是Sandel在牛津大學寫的博士論文，因為猛烈抨擊自由主義權威John Rawls的《正義論》（Theory of Justice），出道就成名，是批評自由主義三大重要學術著作之一，拿着出色論文，很多著名大學都願意聘他為教授。這一部書，也是Sandel作品中周保松最欣賞的一本，書上寫滿註釋，是他跟學生討論的基礎。
看得透的道理才叫學問，學術巨星搖滾的是氣氛，藏在心裏的，還要不停發酵思想。在中大歷史裏，哲學系曾經叫「揸兜」系，到了現在，政治哲學到公共說理，在當前社會又變得重要。周保松認為香港大多數政治人物公共說理能力有待改善，不少議員都沒有受過政治哲學訓練。在美國，進入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等名校的學生，都必須修讀政治經典，包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及John Locke等等。
對政治哲學學者來說，思辨是支撐行動的最強基本，包括在講座「除鞋」。2014年4月3日，周保松在鄭裕彤樓一個講座上，聽到《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不只一次說自己代表十三億人意見，又叫香港人要識時務。在香港，這些說話有多令人難耐，可以理解。周保松當場做了一次民意調查，很多人舉手反對胡錫進的說話，然後，他脫了一雙鞋，挽着鞋，和平步離會場。兩年後，他第一次為行動解釋。
「這是一種抗議，因為《環球時報》是《人民日報》之下的官媒，若是一般人觀點沒問題，如果是學者表達意見沒問題，但你是代表官方立場，尤其針對香港事務，評論香港，覺得香港要識時務，這種聲音，不會得到大多數人認同。」事後香港媒體反應不大，但即晚在微博卻受到五毛黨海嘯一樣的攻擊。他看這是修煉脾氣的好訓練，「直至有一天頂唔順，停一段時間，不說話，不講爭議的。」慢慢地，會不會更多人選擇停止說話？梁文道在中大哲學系跟周保松是同學，專欄作家去年被網民圍攻，他感同身受。
公開表達，對周保松來說，也是一個歷煉過程。11歲從廣東鄉間來港，成長一直跟自己的身份、記憶、感情角力，「阿燦」這個來自《網中人》的歧視標籤，已經幾乎被遺忘了，但對很多人包括他卻是烙印，何況「蝗蟲」。1997年他在《明報》寫〈像我這樣的一個新移民〉，好幾年以後，又為陳健民的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寫〈一個人的移民史〉。一個來自內地，在香港成長，受國際普世價值影響的教授，心裏複雜，因為，他感覺三十多年來，一百五十萬像他這樣的大陸新移民，在文化優越感極強的本土香港社會裏，從無被理解過。但香港的基本社會制度，不也最終讓他變成現在的他？
「變成你現在這樣。」記者說。
「變成我現在怎樣？」有些地方，是他在乎的敏感地方。
「變成一個香港人，有你想要的職業。」周保松最初入讀高雷中學，全班都是新移民，當中只有三數同學能像他一樣升讀大學。他說，受歧視、不想面對移民身份、想掩飾，這是不少新移民一生都不能克服的障礙。至今，他仍然感覺跟香港主流價值格格不入，可是，土生的又有誰是百分百喜歡香港的一切？香港人，原來是這樣複雜，所以，討論政治時候，我們沒有天真的本錢。
周保松童年在茂名鄉間青山綠水與牛為伴，六四時候是香港的中學生，緊張等待，狐疑中國是不是會就這樣一下子變天。結果，六四創傷無聲息，從此夜夜長夢，直至雨傘運動前，9.28那一夜的催淚彈，他在中大已為人師，還為香港學生安危害怕起來。中國政權、內地、香港，一個時代的降臨，需要我們選擇，「那一晚，我知道我們已經告別六四。」等待這些年，夢醒時分，都在金鐘長廊，依然和平，但心裏不再等待，是決意的了。
「我們在乎甚麼，這不是瑣碎問題。你問我們這一代上街無數趟的，站出來用這麼多淚水、汗水爭取，我們所謂在乎，是在乎甚麼？我們當然不是在乎權力、能不能做立法會議員。說得抽像一點，是在乎我們的尊嚴，在乎我們的公平，我們大家都是平等公民，覺得這是我們有say的地方，我們的地方，你感覺被人剝奪了的東西，因為你感到受傷害，感覺被侮辱，一個文明社會，有這樣的教育水平，為何我們不可以面對最基本重要的，包括高鐵，包括醫療，生活中，我們完全沒有say，完全被排擠出去，令得我們有好似一種異鄉人的感覺，所以我完全明白本土，本土那情懷那種憎恨，本土意思，是你想成為你地方的主人。」周保松一口氣能說千五字的說話，而且，他會很在乎的叫記者讓他說下去。
「在政治哲學裏，為何不考慮革命？」記者問。
「我沒說過不考慮，只不過沒有能力。你革命不起啊，你付不起代價。革命不是請客食飯，革命可能要付出你現在安穩的生活，香港每一個人想有安穩和平生活，是好合理的要求，不能說這就是豬，不是沒有底線的，不能輕鬆話革命啦，若革命沒有任何代價當然最好。」革命跟所有行動一樣，是一個需要條件、縝密思考、討論的問題。
「台灣走到這時刻，民進黨上台，它都不敢說發起台獨，為甚麼？因為他知道代價，而這代價沒有一個台灣人願意承受，你不能因此說是台灣豬，怕死，這個不合理，怕死是合理的。即使講革命的人，你要問自己是不是如此勇武，我剛才說要堅守，我自己好想同其他人分享的是，我們不要放棄活得好，即使現實幾痛苦都好，不要令得你的世界只剩灰色，黑暗。你要在幾艱難生活裏都見到美好，那些美好可以是郊野公園，可以是大自然，可以是電影，可以是文學，可以是你與家人的相處，可以是好好珍惜與其他人的關係。」
活得好，就是一種抗爭，裏面包含很強的價值信念，那不是別人加給你的價值，是一種讓人看到你與別不同的內在信念。甘地、曼德拉、昂山素姬能在惡劣環境堅持好好活着，因為裏面有最強的信念。
「哲學家生活開心嗎？」
「大部份都不開心。」周保松說。思考是痛苦，但我們要敢於痛苦。
「是，J.S.Mill說寧願做一個痛苦的蘇格拉底都不做一隻快樂的豬。」他說直面思考世界令人痛苦，上facebook多就看這世界很黑暗，很unbearable，「會想為何不移民，為何不走，為何不可以做一隻快樂的港豬呢？」
「柏拉圖生活開不開心？」
「我不知道喎，我想有不同年代的……（記者：Sandel開不開心？）Sandel實開心，你見到他啦。（你開不開心？）我OK㗎。」第二次訪問詳談，他開始笑。生命美好，帶學生到西貢大浪西灣上一節課，夜話、看電影、消夜、在草地上堂，他要學生經歷美好，因為理念、行動需要養份。
「其實，Sandel不來，我們還不是一樣天天討論政治哲學。」周保松也相信錢買不到幸福，所以努力寫了九篇分析《小王子》的文章，但他不希望別人以為他在浪漫在感性。「其實我用好多政治哲學講《小王子》，這些是好重要的能量。」可是，他從來不講為何要寫《小王子》。「你不問，我從來不會跟其他人講。寫小王子，其實有個心願，想與學生、香港人分享一些我珍惜的東西。」
對周保松來說，小王子問機師綿羊會不會把玫瑰吃掉，這一段情節最打動他。小王子選擇離開B612小行星丶離開玫瑰，離開以後，他又擔心綿羊會把玫瑰吃掉，因為在乎玫瑰，讓他心裏懷着秘密的憂傷之地（land of tears）。70年經典，講愛與關係，是情書、家書還是國書？
王賡武去年跟《蘋果》也說過深刻的話，「香港不需要一位民族領袖，這個開放城巿需要的，是一些深愛及明白她的人，令她成為中國更重要部份，叫大陸人欽佩與尊重。」
周保松曾在《明報》世紀版寫過三篇佔中反思文章《抗命者言》，其中提到他曾與學生一起閱讀《正義論》講及的愛與正義，「The loves that may hurt the least are not the best loves. When we love, we accept the dangers of injury and loss」。傷害最深，愛得最深。愛得深，也就不害怕傷害深。
最上乘的感性，一定有最強的理性在背後支持。寫小王子的周保松，跟寫政治哲學的周保松不會是兩個人。雨傘運動至旺角暴力，我們在乎甚麼？甚麼是重要？誰在傷害誰？誰會拿起磚頭向玫瑰擲去？現在香港人感覺受傷害，卻看不到那裏淌血，找不到一個可以憐憫的傷口，就是要理性思辨的時候。
多年以來，小王子是一頭金髮都藏着憂鬱的人物。曾經有一個港大文學院學生跟一個來自哈佛大學的女教授解釋，「小王子有一天看了44次日落，用現代心理醫學來說，他如此沉溺重複之中，應該是患了創傷後遺症（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女教授思考兩秒，定了睛，張開嘴巴，哈、哈、哈笑了出來，再說下去，那一定是個故事。
生命不過是一場演繹的遊戲。Sandel在哈佛、在中大講堂重複的幽默笑位，我們可以選擇笑或不笑；小王子的land of tears，重提一千次，還是有想哭的理由，因為，有人在乎。
記者：冼麗婷 攝影︰鍾偉德、冼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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