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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發表於 2016-3-2 14:15

兩極對立後的香港經濟

信報財經新聞
A18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2016-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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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極對立後的香港經濟       

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財爺預測今年經濟增長率只得1%至2%。這是否過於悲觀,還是香港經濟真的已踏入停滯或甚至負增長的階段?我沒有水晶球,但相信未來十年八載香港經濟有點不妙,可能出現如日本般的長期停滯。

兩年前「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推斷在2041年前香港每年的平均經濟增長率有2.8%,在2021年前更可能達到3.5%;從這幾年的情況看來,這些推斷不但不是不少人(包括政府中人)所認為的過於悲觀,而很可能是太過樂觀了。在有足夠經濟增長數據的過去54年以來,總共有9年GDP的增長低於2%,而將來這些紀錄可能要改寫,低或負增長的頻率或會增加。

經濟增長 難以樂觀

香港經濟環境本來有不少優勢,沒有陷入長期停滯的必然性,可是我們只要分析一下香港經濟增長的幾種動力,便很難樂觀得起來。推動香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有幾項,第一是香港的地理位置和她與中國的關係。這因素的確重要而且有力,香港經濟最大的板塊是出入口貿易、金融服務業、專業服務和旅遊業,樣樣都與內地經濟關係密切,港人過去幾十年來所賺到的錢,亦主要來自對內地經濟所提供的服務。

香港獨特地位所帶來的機會,確實令新加坡等國家十分羨慕。但機會就算存在,並不等於港人都懂得利用。我們不能說港人全都不懂珍惜這些機會,但愈來愈多人忘記了香港經濟的根基在哪,不懂中國經濟或根本無心利用這些機會,恐怕已是不爭的事實。長此下去,內地又怎敢再依靠香港的服務?機會不受掌握便不再是機會了。

第二個因素是制度。香港的制度有其優越性,但我不認為民主和法治與經濟增長有很大的關係。印度、菲律賓、牙買加等地方的民主化程度都比香港更高,印度的法治還十分發達,可是這些地方在頗長的歷史時期內,經濟都搞得不太成功。經濟發展有其自身規律,推動經濟增長的最關鍵制度因素是既有制度能否獎勵人民辛勤工作或合理投資,並保護他們努力的成果;香港過去實行自由經濟,在這些方面做得不錯,但左翼思想抬頭,未來政府干預恐怕只會繼續增加,香港自由經濟帶來的制度優勢,可能會逐漸削弱。

第三個因素是資金。這因素最不可靠,若香港投資環境好,資金自然會來;若不好,資金會像熱錢般來去如風,對本地經濟無實質好處。

第四個因素最重要,也最值得憂心。毛澤東曾言:「人的因素第一」。這至理名言與芝加哥學派的思想極為接近。人的因素不單是指勞動力的數量,更是指人的質素。在市場經濟中,這又指人民掌握了什麼知識或技術,而且這些知識技術有沒有市場需求。假如港人掌握了某種技術,其純熟程度甚至是獨步天下,但若世上無人對此技術有需求,結果也是枉然。

文革時,極左派與紅衞兵掌握到的革命理論和鬥垮鬥臭別人的本領很多都屬高手級別,當年讀到他們在「兩報一刊」寫的大塊理論雄文時,雖不必同意其見解,卻倒也佩服其內在完整性。但這些鬥爭本領與革命理論卻把中國經濟推向崩潰的邊緣。改革開放後,人民寫大文章談理論的興致是減了,但在市場創業的心得和知識卻急速積累。那些企業家不見得是理論家,但他們向市場經濟走的努力卻成就了世界史中最大的經濟奇蹟。

民主根基 已遭削弱

這段歷史對港人有重大意義。不少年輕人與政客,近年都花費了大量的精力與時間在鬥爭「藝術」上,其水平似乎也是日益精進,香港的所謂建制派和大多數市民要把時間用在有價值的生產工作之上,鬥爭技術疏於練習,不一定是對手。鬥爭技術本身不具生產性,但能更有效地把別人生產的成果弄到自己手上。愈多人把精力放在鬥爭上,對經濟有貢獻的生產技術便愈無人問津,經濟便愈失去動力。鬥爭技術愈出色,投資在此等技術上的回報便愈高,也愈能吸引人民把時間精力從生產活動轉到鬥爭中。香港似已有此現象出現。有部分學生有書不讀,對政治鬥爭卻是樂此不疲,豈能不使人聯想文革時的情景?不能說從前的紅衞兵沒有理想主義色彩,他們不少人中「革命」豪情比港人只會過之而無不及。

未來一段頗長的時間內,會否有更多的港人把更多的時間從生產活動轉到鬥爭活動或學習鬥爭中去?我相信機會很大。2010年6月21日我在本欄寫了篇〈社會兩極化的成因與後果〉文章,當中討論過兩位經濟學名家對社會趨向兩極化的分析。我認為社會一旦兩極化,中間派不佔主導地位,那麼民主制度的正面功能也會大打折扣,對立雙方的矛盾不會被選舉投票化解,鬥爭沒完沒了。但保持強大的中間派並不容易,就算他們所支持的政策正確,政策也可能受隨機因素或不同派別的打擊或拖後腿而最終失敗。一旦失敗後,他們的左邊及右邊的理論家會對失敗的原因各自往對己有利的方向解讀。這些解讀,會吸引到部分中間派中人向左及另一批人向右靠攏一點。若再有新的事件出現,左右兩極端的理論家只會各自表述,更加強自己的解讀,雙方都把事件說成與己方看法符合,若有出現不利己方的事實,當事人多半忽視它們。久而久之,雙方對同一事物的解讀,會變得南轅北轍。

此種過程會持續下去。站在兩個極端位置的理論家有誘因吸引更多的人跑到自己一方,他們會用更強烈的字眼及行動以證明自己的帶頭地位。對立的雙方需要清楚界定自己的位置,不會與對方和稀泥。但中間的群眾卻並無誘因要明確表明自己的立場,他們甚至是對政治毫無興趣。用另一角度看,中間的群眾並無足夠誘因去參與鬥爭或爭取更多的人站在中間,但兩極的對頭人都要各樹旗幟,這會激勵他們學懂更多的鬥爭理論及參與鬥爭實踐。

香港的政治生態大致上按照上述我2010年所寫的文章而演變,今天社會已頗為對立,民主的根基因而已削弱,鬥爭活動變成常態,大家握手言和則只是鬥爭中某些階段的策略或技巧而已。在此等態勢下,用在經濟生產的時間與精力不可能不減少,經濟也會因此受挫。

更為嚴重的是兩極化會帶來社會中思想上的錯亂。對立的雙方都要搶奪更多中間的群眾,他們對各事件的解讀都會只向有利己方處傾斜。既然對立的雙方都各有人數差別不大的支持者,雙方論述自己理據時都可能陷入一種困難。為什麼己方的正確性這麼明顯,對方還有那麼多人支持?試圖自圓其說的方法很多:這麼多人支持對方,只是因為特首故意挑動社會矛盾,又或對手有外國力量或黑金支持,又或有人可在中央或特區政府得到一些什麼甜頭利益,所以他們要急於「擦鞋」等等。這些解釋也許偶然有些根據,但絕大多數經不起推敲。不論是外國勢力、中央政府或香港政府,能提供的利益,都要面對資源制約,數量有限,只可能少數人能取得利益受其影響,不能解釋為何社會中群眾也容易變得劍拔弩張。

一國兩制 或會結束

在兩極化思維下,另一特徵是不承認一些明顯的事實。一些港人與政客不斷宣傳內地人質素如何低下,但這與很多人的認知完全相反,例如在大學中,任教的人大都知道,成績最優在課堂上學習最起勁的學生,及畢業後找到最理想職位的人,不成比例地極多都是內地學生。中國經濟30多年來增長快速,歷史上人類最大規模的脫貧運動便在內地發生,但年年都有人說中國經濟在當年便會崩潰。這些自欺欺人的論述目的不外乎是尋求慰藉,使自己在競爭失敗時受創的心靈得以修補。

同一件事可以有多種的解讀,哪一種解讀最正確,取決於它經得起多少實證的檢驗。但凡沒有理會部分事實,或乾脆不顧任何事實的解讀,犯錯的機會都很大,而兩極對立正是阻止人們勇於面對相關事實的重要障礙。不要以為這些只是抽象的思想討論,對內地社會認識膚淺片面的,最沒有能力掌握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機遇。不懂利用這些機遇的人愈多,香港經濟便愈喪失進步動力。

兩極化對立也容易衍生另一現象,對立的雙方都容易以為己方信念是絕對正確的,另一方則罪無可赦。此種追求純粹的心態有時頗危險,極右的德國納粹上場時,極左的中國紅衞兵搞文革時都有自以為高人一等的純粹性,後果是造成人民浩劫。

從年初二的暴亂及立法會的補選結果中可看到,香港的兩極對立在未來一段時間不會減少,只會加劇。這對香港是有輸無贏的局面,輕則是等於在玻璃屋裏互相扔石頭,重則是局面不可收拾,內地按《基本法》所容許的,在港實施全國性法律或甚至結束「一國兩制」。要阻止兩極對立惡化下去,當「老好人」是沒用的。打擊一小撮,嚴懲違法的暴亂分子,並爭取大多數人的支持才是政府應走的正路,否則,香港經濟的前景必十分黯淡。

【後記】驚聞曹仁超先生離世,傷感莫名。我與曹先生一生共敍的時間不超過10小時,但大家投緣,意見亦合。上一次見他時是2014年12月1日《信報》與其他機構合辦的經濟峰會中。會後,他一直與我討論時局,並強烈建議共乘一車離開,以續談興;可惜我因事要趕回學校,未能從命,他似感失望,但更感遺憾的應該是我,從此又少了一位懂得中國經濟的朋友。

雷鼎鳴_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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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鼎鳴 #時事評論 - 兩極對立後的香港經

sun 發表於 2016-3-2 14:16

信報財經新聞
A16  |   時事評論  |   By 練乙錚        2016-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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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3突破:民主派陣勢在重重矛盾中成形       

人如朝露,到了某年紀,特別是當聽到一些前同事、舊朋友辭世的時候,便常有此嘆。《信報》曹仁超息勞歸主的消息傳來,確令筆者回想和他共事的那四五年。

無人不知,曹sir是個說話動聽口若懸河的「大拋和」,在公司裏他的話盒子一打開就是老半天,他領導的投資組及其他坐近的同事得益不少,卻因此需常常開OT。大概是他也有歉意,公司附近那有名日本料理的貴價魚生特別好賣,因為曹sir邀請組裏同事吃飯付錢不手軟。他這一疏爽面相,與25日大陸《財新網》的文章標題「曹仁超的故事:我永遠對金錢飢渴」大異其趣【註1】。

積財者與抗命者

趨利避害,人之常情,卻也有例外;19世紀美國先哲梭盧(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公民抗命」的理論創建人、先行者,便是人中之另類。梭盧哈佛畢業,本可名成利就,卻選擇一生簡樸,那是與他的抗命哲學分不開的,這裏作一簡介。

美國儘管以民主立國,但到了梭盧生活的時代,半個國家裏還是維持着奴隸制;便是在「進步的」北方,公開反對聯邦政府在那方面的不義與緘默,其實也會招來打壓,甚者產蕩家傾。因此,為了減少因反政府而蒙受的損失,梭盧不累積財富,甘於過簡約生活(他終生不娶,亦可能與此有關)。1849年,梭盧發表了他最重要的一篇政治哲學著作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其中一段便這樣說:「孔子說:『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因為身無長物)我乃有本錢拒絕効忠麻薩諸塞州(邦國),否定它對我的生命財產管控權。如此,雖因抗命招致邦國對我懲罰,但我付出的代價其實比從命少。」【註2】

這段文字對目下香港有不尋常意義。面對會打壓爭取民主人士的港陸政權,其他因素一樣,富人參與爭取民主的代價較高,特別是如果他們的財富或創富資產在大陸,以致人們或有理由懷疑一些富人(或者是還未很富的人)為了創富保富,是否在某些條件之下會「從命」,或者會為政權塗脂抹粉,甚至有些更會不惜主動站到政權一邊去幫着幹打壓的工作。錢銀面前,人各有志,信焉?

公民抗命:成敗檢討

言歸正傳,今天先回顧公民抗命這個社運抗爭手段的一個關鍵成敗要素。當代哲學大師John Rawls在他的文章The Justification of Civil Disobdience(1969)裏列出抗爭者採取公民抗命之前需要顧及的一組4個「大致上的充要條件」,其中頭3個談義理,最後一個講實效。義理部分,經過佔中運動醞釀過程中戴耀廷教授及其他人的反覆闡釋,這裏不必再議,僅談實效條件。

Rawls認為,實效本身不能成為進行公民抗命的充分理據,卻是一個必要前提:當基本義理條件都滿足之後,抗爭者還得考慮實效;如果沒有相當的成功把握,就算義理已經充分具備,公民抗命還是不應進行的。特別是,如果大多數不參與的群眾根本對運動的目的完全麻木不仁甚或截然反對,公民抗命就更不應該進行,以免得不償失(讀者若嫌Rawls的原著太長,可看麻省理工學院社會研究學部Julia Markovits教授開設的「法律哲學」本科課的教學筆記裏關於Rawls的公民抗命理論那部分)【註3】。

若用Rawls的這個實效條件檢視梭盧自己單人匹馬搞的那次公民抗命,結論無疑是:不應進行。因為,梭盧反對的、要世人警醒的社會體制不公,就是當時聯邦政府一直容忍的種族歧視,包括南方奴隸制以及整個美國社會對黑人的其他體制性歧視。那個不公不義,結果是要透過1862年開始的一場歷時4年、死人75萬的內戰,再加上100年之後的一場聲勢浩大的民權運動,才基本上(也不是100%)消失。梭盧自己一個人的拒繳稅違法抗命,實效方面顯然是連杯水車薪也說不上。

失敗的實踐、成功的突破:戴耀廷

不過,梭盧的抗爭可說是人類圖以和平手段違法達義的濫觴,後來竟開導了甘地在印度的獨立革命實踐,故雖在當時失敗了,亦自有其象徵意義。從同一層面看,戴耀廷教授等人倡議及領導的「佔領中環」,雖因拖沓太久兼有各種缺點而徹底失敗,但對香港的民主抗爭而言,同樣有深刻的象徵意義:它突破了過去泛民政黨一直沿用的合法抗爭策略的窠臼。也就是說,從2014年開始,「和理非非」有兩種了,一種是合法範圍內的,一種是違法以達義的。申請、獲批、和平遊行或靜坐,是第一種;直接行動、和平違法、被動歸案或事後自首,是第二種。

這兩種抗爭手法並不矛盾,後者不能取代前者, 因為無論是在義理或實效方面,還是在抗爭者的持續能力和公眾接受程度等方面考慮,大多數的抗爭還是得在「和理非非」的範圍內進行的。相反,兩種手段卻可以相輔相成。戴耀廷及他的戰友的實踐完全失敗,卻擴大了社運的策略空間。

此外,過去兩年的社運實踐,還有兩個接踵而來的突破;這些突破,同樣失敗,但同樣是後出現者不取代前有者。

第二次突破:雙學9.28

2014年的9.28,黃之鋒、周永康、他們的隊友和其他佔領者在廣場上的一衝,拉開了整個佔運序幕。那次行動,他們認為合法(公眾地方應該開放但政府卻非法封鎖了),政府卻認為非法、茲事體大,於是出動催淚彈,並且警告群眾說:員警會進一步動武開槍。結果反而激活了數以十萬計的群眾站出來支持抗爭者反對政府,開始了曠日持久的佔領活動,當中更一度企圖把行動升級。

佔運的抗爭過程呈現了兩個特點:其一是抗爭者一面堅守非暴力底線,一面跨越合法界限,把行動推至警察按捺不住要動武的邊沿(結果出現不合情理的施放催淚彈以及非法的「七警打鑊」等行為);其二是抗爭者不主動就捕或自首。由於有這兩個特點,雙學領導的運動突破了「公民抗命」的範式,不能視之為「和理非非」範圍內的第3個變種。

對比台灣的民主抗爭經驗,雙學的行動策略無疑已進入「暴力邊沿論」的範疇。注意這裏說的「暴力」,指政權/警察暴力。這個論述認為,抗爭者冒着自身安全的風險,堅持非暴力卻把訴求及行動(包括非暴力的非法行動)升級到政權/警察可以容忍的極限;後者一旦把持不住,向抗爭者施用暴力,抗爭者儘管蒙受損失,卻能激起廣大民眾的義憤,轉而支持抗爭,運動於是累積到更多能量。

跟公民抗命者一樣,暴力邊沿論者絕不應亦不會一味使用這個手段,而是會交替運用「和理非非」和暴力邊沿論這兩種抗爭手法,靈活遊走於議會政治與街頭抗爭之間。學民思潮的幾位負責人日前宣布組黨,便是「和理非非」那一手策略的積極發揮。

第三次突破:「魚蛋革命」

公民抗命和暴力邊沿論的出現在在顯示,一步比一步激進的抗爭手法都是由於港陸政權違反《基本法》中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承諾,提出否定民主普選的人大常委會8.31決議,最後不幸被逼出來的。月初旺角發生的「魚蛋革命」也一樣,在偶然與必然之間,憤怒抗爭者的手法突破了非暴力界線;佔運期間勇武派提出的「以武抗暴」說法,終於付諸行動(面對這個新突破,當權派完全在狀況外,不知所措語無倫次,竟然當着共產黨暴革老祖宗馬列史毛的面「批判暴力」,可謂數典忘祖)。

然而,與此同時,「魚蛋革命」裏的主力團體本土民主前線卻積極參加立會新界東議席補選,更說明了一個事實:勇武派也不會一味勇武,大多數情況底下,它還是會走入議會,花大量精力在體制內進行抗爭(作比較激烈但有限度的體制內抗爭),交替使用兩種手法。太陽底下無新事,本民前和學民思潮不約而同採用這種兩手抗爭法,符合晚年恩格斯支持的混合抗爭範式,在技術上回歸歐洲19世紀後期建立的社運傳統。

於是,在梁振英任特首期間,在短短的兩年內, 本地社運抗爭形式出現3突破,從單一的「和理非非」發展為4種手法並列:「和理非非」、公民抗命、暴力邊沿論、以武抗暴,一個比一個激。如此「品類齊全」,在全世界所有經濟發達的政治實體裏,香港恐怕是絕無僅有。

另一方面,連同抗爭手法的異化,是政治立場特別是一統意識甚至國族認同的逐步分歧。

於是,民主派當中,有的保留對「一國」概念的効忠(因為「中共不代表中國」),認為只需守住「兩制」便可。有的要高度區隔「兩制」,把香港大幅度與大陸分開,但不至於要求獨立。有的進一步認為香港最終應該從中國分離出去,成為「大中華」中的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有的主張香港從根本上背棄中國,尋求獨立,另外建構一個在「大中華」之外的民族認同。有此4種不同的國族觀念,這方面的異化或分裂亦可說已經「品類齊全」了。

香港的政場在那麼短的時間裏變化、發展到這個地步,市民無論屬於什麼政治派別,也着實應該要求梁特自己站出來給一個有事實根據、經得起驗證而為大多數市民普遍接受的解釋,否則他便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特首(他去年誇下海口說會公開一批「堅料」,證明抗爭者裏通外國是罪魁禍首,至今卻依然付之闕如;君無戲言,此公說話卻似乎又一次信口開河)。

民主派:分裂完成,進入新平衡

這兩年香港政場形勢變化之急促,不僅令筆者這種「只懂閉門造車的老派離地單幹戶」瞠目結舌無所適從,便是人才濟濟的溫和民主派在某些方面也顯得章法錯亂自相矛盾。例如,剛剛批評了勇武派梁天琦參加新東補選時提出的進入議會搶佔主席台的說法,其代表便集體在上周的立會裏首次搶佔主席台,「激過本民前」;又例如,一面與勇武派割席,同時又在新東補選拉票期間以「非建制派」的籠統說法把勇武派和自己劃入同一範疇,號召其支持者「棄梁保楊」。想必是變化太大、太急,正誤混淆一時難免。

因此,大家實有必要在轉化中的混沌試圖理出一些思想的紋路,釐清一些概念。下面是筆者的「兩分錢」:

一、政權打壓之下民主派分化是一種系統反應性優化。試想,梁政權加碼密集打壓,必然導致相當一部分民眾激進化,要求相應的激進對抗回應;民主派的領導若是鐵板一塊,要順應這部分民意以激進策略回應那部分支持者的訴求的話,便可能失去更多最溫和的支持者(稍為傾向民主的中間派)。因此,當激進民眾累積到一定數量的時候,鐵板便須分裂:大體保持不動,小部分分化出去形成獨立的激進派。這是一種自然而具優化特點的分裂。

二、民主派的分裂已經達到或接近最終平衡點。上述分裂,起自2010年激進議員提出「五區變相公投」。在無外力狀態下,那次分裂之後的新平衡,應該可以在一兩年之後達至;但是,政權打壓不止息,於是激進、分裂的動力源源不絕(各派系的領導人物的性格也許有額外影響),直至出現今天的局面。若考慮到抗爭手法和國族認同這兩方面的異化都已經大致完成(上面說的兩個「品類齊全」),可推斷民主派的反應性優化分裂過程已經完成或接近完成,勢將出現「歷史的終結」【註4】。

今後民主陣營內部的主要動態不會是抗爭手段和國族認同空間的進一步擴闊,因為理論上那已經幾乎不可能(沒有比暴力更激烈的手段;沒有比獨立更疏離的不認同)。雖然,政黨內部搞分裂、之間鬧矛盾,當然不會停止,但那多半會是派系領導的風格或性格引起的次要糾紛。

三、民主派內部的主要動態將會是群眾在不同政黨政團之間作出選擇性游移。這種游移,起初比較大量,尤其在每次選舉之前,因而會出現「鎅票」及類似的指控;但游移量會減弱,最後各派支持度會趨於穩定;再長遠則會受人口年齡分布及大陸對港政策等因素影響。

所謂的「鎅票」說,已引起不少紛爭,有些甚或流於惡意,其實很無謂。香港政場目前還是相當平坦開放的,不同派別的政治綱領之間可自由競爭,選民也有其自由意志,並不命定屬於某一特定派別。以前互指對方是「鬼」(共產黨的無間道),現在加碼講「鎅票」,就好像劃分了固定的「地盤」,政治綱領之爭變成了「地盤」之爭,彼此之間基於捕風捉影的動機指控、背景指控因而氾濫。那當然都是與民主精神背道而馳的。

關於「雷動」計劃

戴耀廷教授提出的「雷動」計劃,用意很好,他提出「以不贊成暴力作底線,但那不等於要譴責暴力」,更是有助團結。然而,在目前各派系的緊張關係之下,最需要的協調也最難辦到,那都是上述各派系之間幾年來的「捕風捉影的動機指控和背景指控」導致的。一些人站在旁邊火上加油,更助長了這種內部矛盾。這種以作無客觀根據的指控為最高享受的行為,大概要等到選民在派系之間的游移大致上停止、民主派的政黨與群眾之間的關係達到一個穩定平衡了,方才可以掉頭。筆者估計,這大概需要經歷一次立會換屆選舉(今年9月)以及其後的一段為期一兩年的癒合期。真正要能推「雷動」計劃,得等到新興政黨政團在各選區取得一定數目的議席之後。這是因為選舉協調說到底是一種交易(horse trading),但新興政黨政團議席的數目從零開始,根本未有作為交換的籌碼,而且它們連自己有多少支持者也未搞清楚,更無法叫價。所以,今年9月的立會選舉,新舊民主派系之間的矛盾還不可能減少。這對既想維持立會議席「關鍵少數」、又要拼命消費各種陰謀論的的民主黨派領導和群眾而言,的確是一個致命的矛盾。特約評論員

註1:曹sir這句話,見諸《財新網》25日刊登他的一篇自傳性文章[url]http://opinion.caixin.com/2016-02-25/100912631.html[/url],但這句話早已成為他的「品牌」的一部分,不是他第一次那樣說。註2:引孔子的那段話出自《論語.泰伯篇》。美國實行聯邦制,每一「州/省」其實都是一個邦或者國(state)。見梭盧的這個經典著作裏的第24段[url]https://sniggle.net/TPL/index5.php?entry=rtcg#p24[/url]。註3:Pro. Julia Markovits的教學筆記上了MIT公開課程網頁[url]http://ocw.mit.edu/courses/linguistics-and-philosophy/24-235j-philosophy-of-law-spring-2012/reading-notes/[/url]的第11講連結。Rawls的原文見下列他的論文合集的第九章(頁176):[url]https://www.google.co.nz/search?tbo=p&tbm=bks&q=isbn:0674137396[/url]。

註4:在美國保守派政論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失敗之後,筆者這個提法似乎是找死。其實,「歷史終結」這個概念非常古典,馬克思的主義裏也有這個概念,而且佔了相當重要的位置。筆者在這裏不是試圖論述「大歷史」,而是要把時空縮窄到香港政治今後的十年、二十年。

sun 發表於 2016-3-2 14:18

信報財經新聞
B08  |   投資評析  |   納論神州  |   By 溫天納        2016-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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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訪談勾出市場焦點       

上周筆者往中央電視台接受「首席看市」節目半小時直播專訪,針對11個經濟及資本市場精華問題,分享自己論點。訪談前半小時,筆者錯愕地從友人得悉曹仁超先生病逝。

回想在2011年9月,筆者有機會與曹先生同台演講及交流,對內地及香港趨勢各表觀點。鏡頭背後,曹先生為人風趣,還問筆者有沒有收到風,究竟中央新一屆的領導班子人選落實了沒有?其後曹先生在2013年出版的《非富不可──給年輕人的投資忠告》一書,更分別邀請了筆者及朱燕來女士撰寫序言,筆者對曹先生的離世深表哀悼。

回到央視11問,從內容中,市場可概括了解內地關注的經濟及資本市場焦點:

一)、我們看到近期美債走勢平穩,後市趨勢如何,影響其走勢的因素都有哪些?

二)、近期國際市場黃金、原油波動較大,對於黃金、原油未來的趨勢你怎麼看?

三)、春節前後,全球金融市場可以說是瞬息萬變,其中聯儲局加息預期一直是所有投資者所關注的,此外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也在推行持續寬鬆的政策,為什麼在現在這個階段,這些不約而同的動作說明了什麼?

四)、春節前後國際金融市場波動較大,特別是人民幣滙率問題受到了很大的關注,溫天納先生對人民幣滙率今後的走勢的看法是什麼?如果說人民幣存在持續下行壓力的話,這對A股市場意味這什麼?

五)、除了滙率的因素以外,2016年國內宏觀經濟的情況也尤為我們所關注,對於2016年的宏觀經濟形勢,你的判斷是怎樣?

六)、改革也是2016年的關鍵詞之一,A股市場最為關注的就是註冊制的推出與實施,此外隨着IPO重啟、新三板分層轉板制度推出以及戰略新興板的推出,這些會對2016年的A股市場帶來哪些新的變化?

七)、從最近的一段時間來看,A股市場在經歷了上一輪調整後,似乎開始有反彈的跡象,導致最近一段時間反彈的原因溫天納先生認為有哪些?

八)、現在大部分機構還是認為,最近的反彈也就是屬於超跌反彈的範疇,那麼溫天納先生是否同意這種判斷?2月以來大盤指數和中小創等聯袂反彈,溫天納先生覺得市場是否還可以看高一線?

九)、從市場博弈的角度看,可能很多人覺得,中小創、題材股彈性大,是參與反彈行情的首選,那麼作為機構投資者,溫天納先生現在的策略和投資主線是什麼,是從博弈的角度參與反彈,還是以中長期投資的角度選擇有潛力的品種?

十)、我們知道,在熊市氛圍當中,大家的心態肯定是偏向保守,講究估值要具備安全邊際,那麼在溫天納先生看好的行業中,哪些品種估值具備一定優勢?

十一)、2015年上市公司年報已經在密集披露,我們能否根據年報的情況,在選股上有所側重?

「供給側改革」料持續

的確,受內地傳言影響,加之A股反彈多日積累了大量短線獲利盤,上周投資者套現離場的壓力突然再次大增。多種因素疊加的混合衝擊,導致上周A股出現大幅調整走勢,表現較好的為煤炭、有色、鋼鐵、水泥、銀行、醫藥等周期性行業;而下挫居前的是互聯網、醫療設備、軟件開發、文化傳媒、體育、高送配、安防、軍工等概念。

筆者認為在兩會前,估計「供給側改革」概念持續,受惠領域主要集中在以煤炭、有色、鋼鐵為代表的周期性產能過剩行業;內地創業板為代表的中小創題材股卻遭到資金回避,故此市場的焦點還是供給側改革主題及低價國企股。

市場信心依然脆弱

猴年的A股持續上躥下跳,早前還為難得的反彈歡呼,隨後市場就出現再次暴跌的影蹤。2月25日,A股結束了3天的反彈,早市開盤後衝高未果大幅下挫,截至收市,上證指數報收2741.25點,跌6.41%;深證成指收市報9951.08點,跌7.34%。中小板指和創業板指下跌更是超過7%,千股跌停的局面再度出現。市場大跌原因眾多,從資金綳緊到內地保監會禁止個別保險公司購買股票,再到主板和創業板註冊制強行推進等傳聞出現,傳聞消息包羅萬有。2月26日開市,中證監第一時間澄清傳聞,表示從未單獨研究過創業板註冊制,根本不存在3月1日創業板全面停止審核的安排,圍繞住主板及中小板的傳聞亦不實。

幾則傳聞就令到市場如驚弓之鳥,市場信心依然脆弱,股市一有風吹草動就跑為上策。筆者認為,主要原因之一在於目前處於弱市,一有利潤就會迅速了結。故此,市場往往在調整後才能再次吸引資金入場,而反彈完成後,就借傳聞,馬上離場套利。

上周,中證監新主席劉士余的上任,激發了市場的熱情。2月22日,市場震盪上揚,滬指更上升至2900點,隨後兩日呈現小幅震盪。然而,暴跌來得如此突然,一時間傳聞四起。

其後,中證監新聞發言人再次重申,編造、傳播股市謠言是違法行為,將進一步加大打擊股市謠言的力度。同時,將加強輿情監測,及時澄清不實傳言。

從國家層面看,註冊制改革是中國資本市場改革的方向,改革的制度設計必須充分考慮中國市場的環境和條件。全國人大做出的授權決定,為啟動註冊制改革的技術準備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據。中證監將按程序研究制訂專門的部門規章、訊息披露準則和規範性文件,系統構建註冊制的規則體系。這一工作需要有一個較長的時間過程。在此過程中,筆者估計中證監還是會與市場各方充分溝通,凝聚共識,形成改革合力。故此,在這之前,新股發行受理和審核工作的規則不變、程序不變。

人民幣沒持續貶值基礎

最後,在2月26日,G20峰會召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答記者問時表示,中國繼續實施穩健的宏觀政策。中國貨幣政策仍有空間和工具,中國財政政策更加積極,赤字增加。中國經濟結構和質量正在改善,經濟基本面依然強勁。人民幣沒有持續貶值的基礎。中國也有強烈願望,讓股本融資市場更好地發展。由此看來,中央政府還是希望A股平穩有序的健康發展。

作者為資深投資銀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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