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研究的歷史語境︰父權制、現代性與性別關系
婦女研究的歷史語境︰父權制、現代性與性別關系[url]http://www.xjass.com[/url] 2009年02月23日 23:29:09 稿源︰ 學說連線 作者︰ 杜芳琴
【內容提要】社會性別這一概念，不但有助于從性別關系角度對歷史進行重新分期，也有助于發掘以往不曾注意的歷史範疇和活動。社會性別，既是一種制度體系，又是一種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同時也是一種表現為多種力量的權力運作和風俗習慣，甚至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強大的惰性力量。本文側重從縱的歷史線索來探討中國社會性別制度和關系的經權因變，分別對近代以前（所謂“傳統社會”）、近代以來（所謂“現代社會”）進行概括性的考察，同時進行簡略的社會性別分析，旨在揭示中國婦女研究的歷史文化語境。
【關 鍵 詞】歷史語境/父權制/現代性/性別關系
一、近代以前︰中國的父權制與性別關系
在近代以前的主流歷史（華夏族）的進程中，有三個重要的歷史轉折應引起婦女研究者的注意︰1)由母系時代向父系時代的轉變；2)父權制的確立；3)父權－夫權制的健全。考古學發現證實華夏族先民曾有過一個母系社會生成和發展的時期及其向父系社會轉換的過程；在夏商兩代父系氏族社會高度發展以後，西周禮制全面建制，父權制成熟，從而奠定了華夏性別制度的基本原則和內容；宋代以降，父權制逐步演化為一種父權－夫權的性別制度。父系的、父權的、父權－夫權的性別制度的共同特點是將母系時代的兩性天然平等的“伙伴關系”改變為性別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是以壓抑女性為特點和代價的，同時也束縛了男性。
（一）母系制－父系制－父權制的性別關系
1.母系時代
大約在3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居住在今天北京郊外的山頂洞人就生活在母系氏族的組織形態中。母系氏族典型的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和姜寨的聚落形態，反映出當時先民處于家庭和社會組織合一的、以對偶小家庭、母系家族和母系氏族三級組織構成的、以母系為中心的生產和生活形態之中。從墓葬反映的兩性分工來看，雖然當時男女有了比較固定的分工，但沒有主次、高低之分；相反，女性的生育還受到相當的尊重。墓葬也反映了當時以母系為中心的葬俗的流行，表明當時對偶婚從妻居的男子死後要葬到自己的氏族的公共墓地。厚葬女性和幼女的習俗，也反映了當時對婦女的尊重和重視。在這種以女系傳承、生產生活以母系為紐帶維系的社會組織中，男女作為氏族成員是一律“平等”的。換句話說，當時尊女崇母而不歧視男。
2.父系制取代母系制
當母系氏族處于鼎盛時期，“危機”來到了。首先，生產－生活方式的變化，動搖著母系氏族的物質基礎；而隨著產品的增加，分配的不均，產生了貧富差別，母系氏族公有制受到挑戰。母系氏族組織出現了裂痕並可能分裂成各種形式的家族。利益的分化導致的團體之間的戰爭又強化了男性首領的權勢、地位和財富增加的趨勢，進而他們要求改變世系傳承的傳統——由女系變為男系傳承。在這一過程中，男性的作用和地位提升，日益成為物質生產、社會組織中的主角，婦女更多地從事為父系家族生育下一代的人口生產、家務和其它“私人事務”；性別奴役從男女合葬墓中男子直肢仰身、女子側身屈肢面向男子甚至有呈跪伏狀的殉葬女子上可以看出端倪。（注︰杜芳琴︰《華夏性別制度的形成及其特點》，載《中國社會性別的歷史文化尋蹤》，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版，第29-30、33-34、72-93頁。）
3.父權制的建立
傳說中的“五帝”時代與考古學中父系制取代母系制時期大體相當，夏商兩代是父系制的發展時期。禹的兒子啟的時代，“家室”（“私領域”）和權力（“公領域”）還沒有明確的劃分，其標志是權力的喪失伴隨著家室的被奪（喪權失妻與奪權得妻同時），但是女性在性關系上已經開始了色性的對象化和工具化，“女色”的觀念和“美人計”的運用據載就是始于夏代。（注︰杜芳琴︰《華夏性別制度的形成及其特點》，載《中國社會性別的歷史文化尋蹤》，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版，第29-30、33-34、72-93頁。）
商代的父系制是建立在明顯的階級分野基礎上的貴族父系制，與此相關的是男性本位的男婚女嫁（不一定居于夫所）、一夫多婦（無嫡妾之別）的婚姻制度。在貴族家庭內部，還沒有建立起男性之間的宗法等級關系，對于男子的親屬稱謂，父親的同輩兄弟一律稱“父”，子輩一律稱“子”（女兒亦然）。因此決定了對女性親屬的稱謂，所有的妻婦一律稱“婦”，沒有嫡妾之別；生子之婦一律稱“母”，沒有嫡庶之辨。這種性別制度有利于貴族婦女參與公共事務，商代貴婦有介入“公領域”的傳統，如參與軍政事務、準備和主持祭祀、管理農業等。在屬于“私領域”的婚姻家庭領域，因為沒有嫡庶制和嫡妾制，諸婦間的關系也沒有立嗣爭寵的緊張。作為商王的母親，生前受到尊敬，死後還享有兒王的獨祭。（注︰杜芳琴︰《華夏性別制度的形成及其特點》，載《中國社會性別的歷史文化尋蹤》，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版，第29-30、33-34、72-93頁。）
西周初期，以周禮的制定為標志的父權制建立起來了。這個制度的核心是嫡長子繼承制，由此決定了婚姻是實行嚴格的外婚制和從夫居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在這兩個制度的基礎上又制定了男性貴族本位的宗法制、分封制、喪服和廟祭等一系列的貴族等級制度。又由以上制度決定了貴族內部的性別等級劃分︰男女間分成了尊卑的位置、內外的分工及其價值界定，在女性之間也隨著男性的地位身份分成了長幼、親疏、尊卑的等級。具體來說，在性別分工上，周代貴族將“公”“私”、“內”“外”作嚴格判分︰在國與家之間談公私，在家的範圍談內外，私是相對于國事的家庭事務，由男女共同承擔；在婚姻制度上，嚴格的外婚制將通婚的雙方分為“內”和“外”——男家為內，女方為外；婚姻的原則是“利內則福，利外取禍”；其操作的方法是外嫁女兒，內娶媳婦，貴族男子要按照等級確定娶婦的數量，在諸婦間分嫡妾等級（嫡妻1名，妾媵不等）。在家庭、生育、立嗣和繼承等制度方面，父權家族（庭）把“繼祖傳嗣”作為婚姻生育的主要目的（注︰杜芳琴︰《華夏性別制度的形成及其特點》，載《中國社會性別的歷史文化尋蹤》，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版，第29-30、33-34、72-93頁。）。所以，不但認定只有生男孩才算有後，而且從原則來講，要求嫡妻所生長子最有合法的繼嗣權。對男女孩子的不同期望和好惡態度使父系時代重男輕女的風俗有了制度的根據。作為家庭角色的妻子，只生了男孩才能在丈夫的家中確立穩定的地位，甚至還會獲得一定的“家庭母權”。
總起來說，周代建立的父權制的性別制度最重要的特點是性別等級的劃分——男女間的等級表現為男尊女卑，婦女間的等級既隨所“從”的父、夫、子的男人的身份地位而定，也據自己本身獲得的身份角色而不同。分工的等級也明顯地體現在“公”“外”事重要，而“私”“內”事比較受貶低上。
（二）父權－夫權制︰性別制度的“因”“變”和“經”“權”
從公元前11世紀周代貴族建立起男性中心的父權制性別制度以來，直到19世紀末，在將近三千年的歷史中，性別制度和兩性關系的格局，基本上因循了周制；但因中有變，變中有因。在此期間，有三個比較明顯的轉折︰1)戰國秦漢︰由血緣貴族的父權制向官僚地主階級的父權制的轉變；2)魏晉南北朝隋唐︰民族融合期父權制受到沖激和整合；3)宋元明清︰父權－夫權制時期。
1.性別制度的“因”與“變”
從性別制度的“因”看，周禮奠定的父權制性別制度是建立在雙重的等級制（階級的和性別的）基礎上的，只要血緣貴族階級、官僚地主階級存在，其性別制度是不會根本改變的。如在性別分工方面，就是歷代陳陳相因了基本的分工模式——男女公私內外的格局是主流社會所提倡強調的，也是事實上實行的；在婚姻制度上，男性本位的從夫居、一夫一妻多妾制一直上行下效地實行，至少是一種合法的存在；在家族制度方面，父家長制下的父子相承的繼承原則也從未動搖，只是遇到“空缺”（無子）的時候，才由非嫡子繼位和從同族中過繼“兒子”以通融權變，但從來不將女兒的世系和繼承考慮在家族制度之內。這一制度對婦女的基本道德規範——貞順孝柔也沒有改變，只是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特殊的強調而已。
從性別制度的“變”看，有兩種“變”︰一是共時的出于制度的內在需要的“權宜”之變，一種是歷時的時移境遷顯示出來的或隱或顯的量變和部分質變。
比如在兩性分工方面，“婦無公事”女不干政是不變的原則，但中國的女主政治從一統帝國開始建立直到帝國的滅亡貫穿了兩千年（注︰杜芳琴︰《中國歷代女主和女主政治略論》，載《發現婦女的歷史——中國婦女史論集》，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頁。），這就是權變。再如男耕女織是生產分工的基本模式，但“健婦把鋤犁”也不只是在戰爭時期，要視需要與習俗而定。宋代以來城市中婦女經營者的普遍，從事色藝娛樂業女性的激增，以及明清以降妓業的繁盛和“三姑六婆”（注︰（明）陶宗儀《輟耕錄》。）的活躍就是與社會歷史變化有關。
再如，中國歷史上的婚姻關系在兩個通婚家族（庭）之間是經過了漫長的調整的，婦女與父家和夫家兩個家族（庭）的“距離”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典型的變化軌跡可以從出嫁的婦女與父母家族和丈夫家族的遠近親疏、自我歸屬感以及外在的規範、甚至強制性的干預等跡像上看出來。如史書記載，春秋時代舍夫救父是受到肯定的，至少不會受到輿論的譴責。而到了宋代，已婚的婦女就把丈夫的家族看成自己真正的和永久的歸宿。
從婚姻形態而言，盡管祭祖和繼嗣的婚姻目的和從夫的居制未變，但從周代貴族外婚制的國際通婚、媵婚到一統帝國、南北分裂再到一統的隋唐帝國盛行的上層階級的門弟婚姻，進而演變到宋代以降的世俗化的重視財帛和郎才女貌，我們可以看出，隨著婚姻標準不斷變化，婚姻形態也不斷變化。
對婦女道德的規範要求也有了相應的變化。如周代對婦女道德普遍的要求是貞順柔從，孝的道德是對父母雙親的尊孝；漢代以兒子孝母作為表彰和選舉的重要標準。但從元代開始理學上升為主流意識形態之後，對婦女的貞孝節烈的要求越來越嚴苛並更向夫家傾斜，元代強調“丈夫死國，婦人死夫，義也”（注︰杜芳琴︰《理學初漸對元代婦女的影響》，載《發現婦女的歷史——中國婦女史論集》，第171-172頁。）；明代最受推崇的女德是為死去的丈夫殉烈，到了清代，主流社會提倡寡婦應該守節承擔丈夫家族的義務。從孝德來看，元明清時期更多地強調婦女對夫家雙親的義務，而孝女不再成為表彰的重心。
2.性別制度與兩性關系的“經”與“權”
所謂“經”，是指性別制度的基本原則和模式決定的價值和權力關系上的尊卑貴賤和婚姻家庭制度上的男性中心的、夫家本位的、父權－夫權至上的禮制習俗。所謂“權”，在這里是指制度本身具有的彈性和空間。（注︰杜芳琴、蔡一平︰《中國婦女史學科建設的理論思考》，同上書，第15-16頁。）“權”的存在不僅大大緩解“經”對婦女壓迫的張力，也昭示著中國性別關系的復雜性和本土特色。
這里側重分析性別制度的“權”的表現。在性別分工的男主“公外”，女主“私內”的原則下，由于家國一體、同構的結構，在權力領域，兩千年封建時代不乏以太後、後妃的身份參與“公事”的“女主”，甚至還出現過武則天那樣長期執政的女皇。在經濟活動中，婦女是主“蠶織”、“中饋”的，盡管以戶為單位的小農經營在兩性勞動分工有地域風俗的差別，但婦女下田從事農業勞動也不少見，至于城市中的婦女經營者宋代以後更是屢見不鮮。
在家庭角色身份上的“經權”之變更是呈現復雜情狀——作為“經”，兩性之間存在著支配與服從、主宰與依附、主動與被動等關系，經典性的表述是“三從”、“四德”、“七出”……但在“權”的一面，它又給婦女相對的生活空間，如“尊母”、“考母”、“重妻”、“愛女”的機制在父權－夫權制家庭中周流自如，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婦女家庭生活的壓力，甚至成為婦女發揮能動性的工具。最明顯的就是“家庭母權”不但在一定程度上能控制兒子，對兒媳而言，婆婆就是直接的“統治者”。“權”在不同階級階層的婦女中被使用的情況也有不同︰士宦家庭中有文化的妻女可以在寫作、交游等方面發揮潛能（注︰高彥頤︰《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載《近代中國婦女史》第三期，1995，台北；胡曉真︰“‘皇清盛世’與名媛閫道——評介蘇珊•曼的《珍貴的記錄︰漫長的十八世紀中的中國婦女》”，載《近代中國婦女史》第5期，1998，台北。），勞動階級的婦女有時在禮制的“邊緣”受到較少束縛，也因蓬門小戶人家的勢單力薄特別強調夫妻合作的家庭“整體性”而得到較多的自主和權力。當然，這些都是有前提的。因而當揭示性別制度的“權”的一面的時候，絕不能忽視傳統社會性別制度壓迫婦女“經”的一面。正如Marilyn Young所說︰“即使發現和歡呼一個婦女比較自主的領域，也不要看不見婦女所在的更廣的等級權力框架；因為任何社會中的婦女的文化都是‘統治力量方面的控制動力和戰略史，是婦女生存、協商、順應、反對的自我肯定的策略史。’”（注︰Marilyn Young，《婦女的實際性別利益和戰略性別利益》及援引Marie Florine Bruneat語，載邱仁宗等主編《中國婦女與女性主義思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頁。）
二、近代以來︰中國的現代性與婦女解放
近代以來(1840-)，婦女和性別關系的變化既體現中國婦女在國際婦女覺醒運動中走向解放的共性，又有自己獨特的延續歷史和跨越歷史的特性。總的趨勢是︰150多年中，舊的性別制度遭到進步力量的反對，這是一種歷史的交織的合力——男人和女人，政黨和國家，個體和組織，不斷通過思想啟蒙、文化批判、社會改良、階級革命、民族戰爭、集體動員、發展計劃、運用人性自省、結盟協商等各種手段來校正歷史上形成的性別不平等，努力探索一種新的兩性合作的伙伴關系。在這個性別關系變革的新舊交替中，顯現出性別文化的轉換、重建、整合等復雜紛紜態勢；同時也表現為由少數男女精英呼吁和實踐婦女解放到階級民族的動員，直到婦女群體力量的壯大與覺醒的過程。
（一）解放婦女與伸張女權︰民族、階級與性別關系的復雜態勢
1848-1949年，婦女和性別曾幾度成為文化思想界論述、政府改革、立法和政黨鼓動民眾的重要內容。首先是民族生存危機引發啟蒙先驅者的鼓蕩吶喊（維新思想家和五四新文化的啟蒙家），隨即形成一種社會風潮和運動（維新運動與五四運動），接著是政府的改良或改革（清末的現代化改革和國民政府的現代化改良），不徹底的改良引致新的政治力量的革命，或者民族危機引起戰爭，導致對民眾和婦女的進一步發動，從而孕育著新的變革與解放（辛亥革命與國內革命與抗戰）。在此過程中，婦女議題得以凸現，一部分婦女作為解放的主體得到成長，傳統的性別制度、觀念和關系受到質疑、挑戰與部分改變。
1.從“維新”到“革命”︰男性精英解放婦女和精英婦女的解放
最初的現代化啟蒙運動是從婦女的“放足”、“啟智”為突破口的。維新人士在“天賦人權”思想啟發下提倡“男女平權”。他們把“國家積弱”的主因之一歸結為纏足，急切呼吁︰欲救國，先救種；欲救種，先去其害種者——纏足惡習。（注︰轉引自呂美頤、鄭永福著︰《中國婦女運動(1840-1921)》，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4-75頁。）可見維新派受“進化論”和“生物學”影響，將婦女的身體、生育的功能與人種改進、富家富國、強種、繁種、優種聯系在一起。“興女學”也是建立在婦女傳統家庭性別角色基礎上來論述婦女受教育與強國的關系的，辦女學的目的就是要使婦女成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的賢妻良母。另外，從強國富國的角度來看，認為女子受教育可以“執業自養”，為社會“生利”而不是“分利”。（注︰分別見梁啟超《變法通義》“論女學”、“論幼學”。）盡管當時女子教育只是在少數上層婦女中實施，但孕育和培養了最早的婦女社會活動家、婦女運動的先驅和第一代現代知識女性，也推動了清政府出于“自救”的改革。
新思潮的鼓蕩、女學的啟智、女子結團體的蔚成風氣、女權意識的萌發，使得辛亥革命爆發時，一部分精英婦女積極投入武裝起義。而當時國際女權運動進入高潮，受到英國“戰斗的參政派”的影響，許多女子參政組織紛紛成立，甚至出現唐群英等人多次請願、與議員辯論，甚至扭打政界要員要求參政權的事件。
2.漸進的“現代化”和戰爭中的中斷︰“女權”的式微與中共領導的“婦運”
在“五四”前後，新的思想如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人文主義、實用主義、女權主義……引進傳入並雜糅並存，在提倡婦女解放、猛烈地抨擊舊家族制度、改造社會、挽救民族危機方面達成某種共識。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男性）建構了一個“壓迫－解放“的論述模式，他們呼喚“人的發現”和“女性的發現”，帶著雙重焦慮——民族與國家的振興、自身在婚姻家庭壓抑中以求解脫，奔走呼號婦女解放。
20年代，一代受到新式教育的女性漸漸成為活躍于社會中的一支力量。除了在工廠從業的女工之外，新的職業女性群體在都市中活躍起來，婦女不再是鐵板一塊的家庭“閨閣”或“青樓”中的兩種角色；一些知識女性開始“自我發現”，呼喚“先做人，再做女人”。她們或就業獨立謀生；或出國勤工儉學，探索自我發展和救國之路；或在國內繼續開展新的女權活動——當時進步知識界是把女權活動視為世界潮流，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標志和途徑之一，有不少有識之士把“女權”與“人權”並提（注︰梁啟超︰《人權與女權》，1922年11月6日在南京女子師範學校的講演，載《晨報副刊》1922年11月16日。）。經濟獨立和職業平等也是努力的目標，一些受過教育的知識女性自辦學校或實業，同時投入女權運動和社會活動。（注︰Wang Zheng,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want:Oral and Textual Historis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盡管參政女權運動伴隨著聯省自治的退穩而式微；盡管在沿海都市，“文明”與“時髦”在女性身上折射出“現代化”的光怪陸離，同時也招致許多人對婦女解放的物議與反對，但自下而上的運動不但在敦促當局同意某些男女平等的具體倡議中發揮較大作用，也漸進地改變了世風民俗。僅以從民國四年開始制定、到1930年才出台的“民法草案”為例，其中也不乏承認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盡管其保留了傳統社會性別制度的精髓——夫權至上。
如果說從辛亥時期開始出現獨立的解放婦女和婦女為主體的女權運動的話，那麼從國共兩黨在1927年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後，至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婦女運動就不再是獨立的爭取婦女權利的行動，而被納入到階級和民族解放的總目標中。但爭取婦女解放仍是共產黨的主要工作。這種性別之間的“公開利益的一致性”和“隱蔽的緊張關系”，一直是革命隊伍中處理性別關系上的棘手的問題。“三座大山”（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是男女共同承受的壓迫，而“四條繩索”（政權、族權、夫權、神權）中的兩條恰恰是父權－夫權性別制度用來束縛女人的。不只是婚姻關系，革命和家庭角色分工方面也出現了沖突。如大革命時期向警予和蔡和森的齟牾（注︰Christina K.Gilmartine,Engerdering Chinese Revolu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延安整風時批評那些“重感情”、“好高鶩遠”、“幻想做政治家”的知識女性的“弱點”，要求她們“好好照顧革命的丈夫，撫育革命的後代”（注︰區夢覺︰《改造我們的思想意識》，載《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37-1945)，第733-738頁。），都反映了革命隊伍中男性主導下的性別緊張關系。
國統區婦運在兩黨首次合作破裂後，婦女獨立組織活動也受到一定限制。直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才開始又一次女界救亡行動的聯合和對全國婦女的集體動員。但國統區更多是城市、知識界的參與。這時，女權的主張與呼吁被全民族的存亡大局所淹沒，性別問題和階級問題一樣暫時退隱在民族問題之下而處于次要位置。
（二）“半邊天”和“男女平等”︰婦女、國家與社會性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社會主義制度從立法來確立男女平等的原則和保護婦女的權利。與此同時，國家延續革命戰爭年代的婦女動員，用集體主義和自上而下的發動讓婦女從家庭走上社會、生產活動。審視其間的婦女與國家、婦女與男性的關系，究竟在多大程度改變或因循了傳統的社會性別制度和觀念，對婦女研究者來說是重要的。
1.制度建設和立法︰平等與差別、保護與歧視
共和國政府頒布的第一部重要法律——婚姻法沿襲了中共一貫的男女平等的原則，其後制定的“勞動保護條例”(1951)，規定了女工與男工享有同樣的勞動保護，並對婦女產前、產後做了特殊保護規定；1953年2月通過的“選舉法”規定男女公民都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特別是1954年頒布的第一部憲法明確規定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
在性別關系方面的制度建設和立法，既是對百年現代化運動中提倡男女平等遺產的繼承，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動員婦女參與中國革命題中應有之義和邏輯延續。男女平等立法的真正意義不但使婦女得到事實上的許多好處，更重要的，由于平等立法所營造的社會氛圍和意識形態的主流話語滲透（民間和官方語言），無疑為日後的婦女發展以及最終的婦女解放和性別平等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合法性。
檢視50年代關于性別的立法，其不足之處為立法粗疏和理想主義，對根深蒂固的父權制缺乏更深入的反省批判，男性中心的婚姻家庭制度也未得到徹底改造。
80年代以來的婦女立法有了更大的進展。1980年修訂婚姻法；80年代中期出台了“女職工健康保健暫行規定”(1986)和“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1988)；1992年頒布實施“婦女權益保障法”，重申男女平等，並主張保護法律賦予婦女的特殊權利和利益。這一時期立法更多地強調婦女的生理、生育的特點和作為弱勢群體的特殊保護，與50年代立法更多注重婦女的社會性解放、無性別差異的平等權利有所不同。這些法規、條例的意圖和效果是對婦女有利的，但其對女性生理、生育特點的強調本身是以女性有著先天的生理上的不利條件及能力的缺陷這一觀念為指導的，從而掩蔽了歷史上形成的性別不平等制度和觀念。
2.集體動員的社會參與︰“半邊天”和性別分工
50年代初國家延續了革命時期對婦女的動員，開展了各項建設和政治的運動。其理論邏輯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帶來婦女的解放，而婦女走出家庭廣泛參與社會生產勞動，發展生產力，才能最後實現婦女的真正解放；婦女是一種寶貴的人力資源，發動婦女參與革命和生產是革命利益和婦女利益的結合點。各級婦聯貫徹“以發動和組織婦女參加生產為中心的方針”，使過去不事生產的婦女，轉為“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因此，要求婦女“提高覺悟，克服依賴男人、不願勞動”的“落後思想”（注︰轉引自譚深︰《社會轉型與婦女就業》，載天津師範大學婦女研究中心編《中國婦女與發展——地位•健康•就業》，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頁。）。有相當多的婦女在集體勞動中獲得了從來未有的自信和成就感，至今中國勞動婦女還承襲這個時代的自信和意志力的遺產，但也付出了健康的代價。
就宏觀而言，集體化和普遍就業將家庭（族）對婦女的分隔改變為政策性利益的集體分隔——城鄉二元分離的格局，使得城鄉婦女在兩種完全不同的經濟體系中活動，呈現出巨大的城鄉差異；但性別關系幾乎同樣是權力關系上的男主女從，報酬上男高女低。從微觀角度看，工業化與集體化“打散”了家庭作為生產單位的基礎，但消費和維持“再生產”的功能並沒有消失，而在性別分工上立法和意識形態的宣傳似乎從未對傳統的內外分工有過質疑，相反，婦女的家庭角色一直沒被“淡化”，甚至自覺不自覺地被強化，加重了婦女雙重角色的緊張。
（三）反思“解放”與“平等”︰性別文化的重構與多元主體的共處
1.“一性化”與“回歸女人”
文革沿襲了革命（包括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時期主流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性別路線，並在“極左”的方向推到極致。有學者將這一時期性別關系的特點概括為“非性化”，準確地說應是“一性化”——即“男性化”。而當改革開放的時代到來，厭倦了清教徒生活和“政治斗爭”的男女，希望過世俗的日子時，“回歸女人”就成了一種時髦。學界也以批判“非性化”為名，或提出“做女人”、強化“女性意識”的口號，或急于“淡化”、“超越”性別。殊不知未經過性別文化反思清理的虛幻的“淡化”、“超越”和一廂情願地“做女人”，恰恰掩蓋了長期以來男優女劣文化深層的性別不平等，將性別本質主義和性別等級主義合理化。
2.國家與市場︰在夾縫中拓展空間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城鄉二元結構和計劃經濟體制的淡化、削弱，國家對婦女“保護”的部分減少。在男女同時受到體制轉軌沖擊的情況下，舊的性別關系格局和觀念所起的消極作用是婦女首先失業下崗；而另一方面，“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也開始出于商業目的進行操作，婦女成為性剝削、侵犯、利用的對象，拐賣婦女、賣淫嫖娼、色情出版物泛濫……一時成為社會熱點問題。但與此同時，婦女也得到比以往更多的自我組織、自我實現和選擇的機會，如婦女組織的多樣和活躍，婦女研究的興起，婦女流動的頻繁，尋求自給、致富之路的自覺性的加強……婦女正在改變以往那種被安排、被塑造，需要“代言”、“保護”的被動角色。也正是這個時期，婦女越來越分化成不同的利益群體，根據各自的利益和作為女性的共同體尋找發展的空間。
3.社會性別意識︰性別制度文化的反思與重構
“男女平等”和“社會性別”這兩個同是“泊來”的概念，並不是像人們理解得那麼不可相容；相反，後者使我們理解不平等的深層根源和解決的策略，不再只以男性為標準，不再是男人、國家“解放”婦女，不再限定于“只有提高生產力”、“只有婦女走出家庭參加社會生產勞動”、“只有提高婦女自身素質才能以貢獻求地位”……男女不平等也不是人們常說的“傳統”和“封建殘余”在“作怪”，而恰恰是一種社會制度和觀念體系在起作用。對此，需要深層的文化反省和社會性別意識的自覺——在這一方面，今天中國社會基本還處于“失明”“失聰”和“失語”的狀態。
主流和大眾往往對性別（實際是婦女）采取驚人的矛盾的態度——在“姿態”和口號上重視，而在實質上和內心漠視，因而性別盲點無所不在。就拿生育來說，人們很少從性別制度分工、生物學本質的認識論來批判反思︰如何站在婦女的角度思考問題制定政策？節制生育難道只有婦女承擔主要責任這一條出路嗎？國家對生育控制真的意味著父權－夫權家庭控制的削弱嗎？再如以“性別劃線”的“婦女回家論”不斷泛起，也反映出對舊的性別分工制度缺乏起碼的反思。當然，更少有從社會性別權力關系、資源配置等角度看待隱蔽而又日益突出的家庭暴力、健康、營養甚至商業性性交易泛濫等問題的。
不過，一種用社會性別視角觀察、理解、發聲、行動的力量正在壯大，婦聯組織和婦女研究學者兩種力量的結合，正在試圖說清楚文化中的性別議題，也企圖詮釋什麼是真正的解放與平等。婦女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她們有不同的復雜的身份認同，她們有權力和有能力表達自己的利益需求，現代社會應該不斷滿足這種需求。男女不是二元對立和與生俱來的，而是在漫長的文明史中建構的，現在是到了共同磋商獲得男女自我解放的時候了。
三、歷史語境︰對中國婦女研究的意義
婦女研究實際上是從性別的角度與特定的歷史文化進行對話。對中國性別制度——父權制的形成、演變、內部構成、特點有比較清晰的了解，尤其是對近代社會對這一制度的挑戰和改變有較為全面深刻和理解，就成了這種對話的前提。同時，當婦女研究成為一種全球行動的時候，在與國外同行對話交流的過程中，歷史語境的把握就成了我們自己立足點和歸宿。這至少有三個方面給我們提醒和啟示︰
（一）婦女研究︰本土•區域•全球的關系
婦女研究正在世界興起，女性主義理念的普及、社會性別概念的普遍使用這一全球化趨勢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區域化、本土化更是呼聲急切、行動迅猛。中國的婦女研究需要從全球婦女生存的歷史、現狀、運動和研究的趨勢所體現的普遍性入手︰比如父權制在世界的普遍存在，社會性別概念在研究中的普遍適用，就是從事婦女－性別研究的起點和共識。但是，父權制的運作和社會性別的具體表現在各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是有差異的，如中國的父權制的形成和內部構造與歐美各國不同，甚至同屬東亞文化圈、深受懦家文化影響的中、日、韓等國之間也不盡相同。因此，不但在研究的策略、概念的引進和運用上需要考慮到具體的歷史語境，更重要的是要在本土的研究中檢驗其適用度並隨時給予補充修正。這樣做，不但能使婦女研究、女性主義、社會性別更真正凸現多元性和豐富性，更重要的是本土性的研究和活動才真正能對婦女和人類的進步起到實質性的推進作用。對于中國的婦女研究者來說，對本土的兩性生存及其關系的背景和實際情況，既要能追源溯流，又要善整體把握；既要建立一個從性別角度切入的觀察和解釋的初步框架，又需要多角度多學科以及跨學科的交叉和綜合的研究。
（二）從因變關系看社會性別制度的歷史性
社會性別制度、兩性關系和婦女狀況地位，這些範疇都不是固定不變的本質存在，而是歷史的造物。研究者要從變化中考察因循和積澱的成分、變革的內容、以及新舊因素如何共存起作用的。時間的座標既是相對穩定的，又是流動的，更是前後餃接的。更重要的，還是揭示變革和滯留因循的具體表現並揭示其原因，積極創造條件促使性別關系向更文明、更符合人性的方面轉化。
（三）從經權關系知性別關系的復雜性
正如沒有固定不變的婦女、性別關系，也沒有統一的、抽象的婦女和單一模式的性別關系，中國的父權制性別制度作用下的兩性關系呈復雜態勢︰父權制既有壓迫、壓抑婦女的一面，又有給婦女以生存空間甚至有婦女發揮能動性的機制的一面。所以，簡單地用單一的“壓迫－解放”的理論模式來解釋中國婦女的處境與反應是不全面的。必須深入到中國特定時代、特定的階層、特定的民族或地域，認真構築或盡可能復原當時婦女生活的真切的環境，才能看到一幅較為完整的婦女和兩性活動的場景，任何理論和觀點都將受到檢驗。另外，經權理論使我們在理解中國婦女的狀況和地位時，避免折衷主義的做法。比如︰將“權”的一面與“經”等量齊觀，過分擴大婦女在傳統時代的家庭地位，將其理想化——這就是把婦女的“生存策略史”混同于父權制控制婦女的“戰略史”。
【作者簡介】杜芳琴，女，1947年出生，天津師大婦女研究中心教授。（天津 30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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